事实孤儿,期待爱的羽翼

“太阳村 ”里的孩子们。 （资料图片）

    编者按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正在服刑，有的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然而，他们的生活境遇却远不如孤儿，只能依靠低保、亲戚或公益组织的帮扶，我们称这样的孩子为“事实孤儿”。

    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最早源于民政部在2005年做的全国孤儿排查。专家发现“有那么一批孩子，爹死娘嫁人，处于事实无人照管的状态”。按照相关学者定义，所谓“事实孤儿”，即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虽然没有死亡或失踪，但是事实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的儿童。

    这个群体数量到底有多少？最新的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到2011年12月20日为止，根据全国20个省份的数据推算，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为57万。

    我们不知道在全国各地究竟还有多少这样“不是孤儿胜似孤儿”的孩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孩子渴望着家的温暖。

    ■ 见习记者 张明芳

    初冬的早晨，天气冷得肆无忌惮。在换了四趟车，历经三个多小时的旅程后，记者从北京市区来到顺义区。刚下车，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环顾四周，意料之中的清冷萧瑟，跑到马路对面的包子铺打听去“太阳村”的路，“沿着路一直走，到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就到了。”老板热情地指路。

    连声道谢后，记者沿着空荡荡的马路向前走，路上人很少，偶尔有几辆汽车绝尘而去。“姑娘去哪儿啊？”不远处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喊住记者。“太阳村！”“哦，去干嘛啊？”“做采访。”记者边走边应和着。一提到“太阳村”，阿姨打开了话匣子，“我带你去吧，我正好去那边找一个老朋友。”于是巧遇“同道中人”，在这位阿姨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太阳村”。

    不是真正的孤儿，却无家可归

    这里并不像外面那么冷清，门口停了很多车，院内三五成群的参观者漫步其中，一辆大卡车停在接待中心前面，不断有人在往外搬米面粮油等物品。进入接待中心，这里正在接受某家电视媒体的采访，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叫段正泽，一听是记者来采访，娴熟地讲解起来。

    “住在这里的有75个孩子，在册的有100多个，包括在外上学的。所有孩子的年龄都在9个月至18岁之间。”

    他带记者来到一个蓝色的小屋前，门上写着“德国小屋”四个字，门外是一个鞋架，堆放着满满的鞋。

    “这里住着8个男孩，总共三间屋子，还有一位‘爱心姐姐’负责照顾他们，所谓的‘爱心姐姐’就是比他们大一点的女孩子。”屋子很宽敞，简单而温馨，墙壁上贴着孩子们自己的手工作品。

    “房子都是简易房，不太保暖，热得快，凉得也快，煤不够烧，就只能分时段供热。”

    摸着温和的暖气片，上面已经锈迹斑斑。

    “孩子们都很独立，这里的卫生都是他们自己打扫，床铺也是自己整理。”他说，这里的孩子都很特殊，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是服刑人员。除了父母之外，他们也有亲戚，但亲戚都以各种理由拒绝照顾，有的声称怕带坏自己的孩子，有的说家庭条件负担不起。来到“太阳村”，几乎很少有亲戚来看望他们。

    “这里的孩子都不是真正的孤儿，但是他们却无家可归。”段正泽说，记者隐约在他的眼睛里读出了坚毅与倔强。

    不凑巧的是孩子们都不在这里，从段正泽的口中得知孩子们都在“太阳村”农场，有一个“名厨比赛”在那里举办，记者决定去那里。临别前，段正泽不经意提起自己也和这些孩子一样，从小在“太阳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回来这里工作，在他平静的笑脸背后又有怎样一段故事，记者很想知道但最终还是打住了这个念头。

    爸爸妈妈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来到“太阳村”农场，跟着前面的人群，来到一个棉布门帘前，掀开门帘，里面一派热闹的景象。

    宽阔的大厅，左边是整齐排放的桌椅板凳，前排是五六岁的小朋友的天地，一个个坐在椅子上蹬着腿，撅着小嘴儿，不断环顾四周，看着来来往往忙碌的人群，旁边是两位负责照看的老师。

    后排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们，他们显然已经坐不住了，跃跃欲试准备离开凳子去“撒欢儿”，却被老师摁回椅子上。大厅的右边是锅碗瓢盆和精神抖擞的大厨们。

    张主任来了，孩子们都围上去叫“张奶奶”，年纪稍大一点儿的小姑娘会搂着张主任的腰仰起头对她撒娇。这位张主任就是张淑琴，“太阳村”的创办人。

    张主任用洪亮的声音问孩子们：“你们会剥葱吗？”“会！”孩子们响亮地回答。

    “好，下面我们分组帮助名厨做出丰盛的午餐好吗？”张主任说道。于是孩子们分成五组，带上小厨师帽，与大厨们结成“临时家庭”，共同制作午餐。

    记者来到前排的小朋友中间，对于陌生人的到来，孩子们并不欢迎。对于记者的招呼回以白眼或干脆两耳不闻。如此尴尬的局面让记者停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僵局被一个身穿红底白点羽绒服的小姑娘打破，她叫蜻蜓，是个有着大眼睛长睫毛的女孩。“姐姐，我会画画。”她看着记者手中的笔和本说。“好啊，那你画画看。”

    小姑娘拿起笔在本上歪歪扭扭却极其认真地画起来，不一会儿，她高兴地举到记者面前，“看，这是玩具和我。”

    “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呢？”“嗯，我忘记画了。”

    她又重新开始作画，画好后，她指着戴着耳环的说这是妈妈，指着光头的说这是爸爸。“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她想了一会儿说，爸爸妈妈不就应该是这样吗？蜻蜓是“太阳村”少数被拐卖的儿童，来“太阳村”时不足15天，是警察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的。

    默默奉献要好过频繁接触

    与大厅的热闹不同的是，农场的另一边则安静很多。这里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正在帮忙搬运白菜。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10位同学正冒着寒风在忙碌，顾不得手上身上蹭上的泥巴。

    每周六，北京化工大学“阳光志愿者团”的志愿者们都会坐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太阳村”农场劳作，为孩子们献爱心。

    大二的陈蒙是志愿团里的“元老级”人物，“刚知道来‘太阳村’做志愿者时，以为会和小朋友唱歌、跳舞、谈心，后来才知道我们接触孩子的机会很少，只是在背后默默地劳动。”

    陈蒙表示很理解，很多大学生没有经过培训， 不知道怎么跟这些孩子打交道，担心问了不该问的话会伤孩子的心。他举例，一次一位同学不经意问起一位孩子的父母情况，那孩子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

    “所以我们和他们尽量避免频繁接触，偶尔见面可能也是打个招呼，点个头。”陈蒙说。

    志愿者们还在忙碌地将白菜搬运到蔬菜大棚附近的一处红楼里，这些白菜会卖给蔬菜批发商，卖的钱将成为孩子们的学杂费并为他们购买生活用品。在红楼的二楼就是主任张淑琴的办公室。踏着铁板搭成的阶梯，记者找到了张主任。

    孩子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

    “我们不能只靠社会的援助，还需要自力更生，开办农场的收入让孩子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张主任说。放学后，孩子们一般会来农场干一个小时的活再回去，她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太阳村”的一分子，要为“太阳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小要锻炼他们的责任意识。

    在“太阳村”的介绍视频里，一个孩子抹着眼泪说：“俺爸爸让警察带走了，俺妈妈也让警察带走了。”然后是孩子捂着脸呜咽。张淑琴说，这里很多孩子最难忘的就是父母被带走的那一天。曾当过狱警的她也深刻地了解过那些被囚父母思念孩子的心，他们担心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对于孩子的其他亲属不能或不愿照顾孩子，张淑琴表示，对于一些年迈的老人而言，他们本身还需要被人照顾，他们没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而孩子的其他亲属则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孩子。再加上周围的人对于这些孩子的歧视，使这些孩子面临无人看管，被人孤立的境地。

    她最初创办“太阳村”就是为了让那些服刑的父母能够放心，多年来，已帮助过近9000名孩子。每领来一个孩子她都会跟孩子的父母签订认养协议。“太阳村”给予这里的孩子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照顾，并请心理专家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

    如今，张淑琴说她是真正站在孩子们的角度，维护他们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力，她希望能够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使这些孩子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更多的人转变对这些孩子的看法，消除歧视，让他们得到平等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