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让我们带你走出地震恐惧

五龙小学教师工作坊——相互关爱环节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区生活初步安顿之后，对受灾群众，特别是受到惊吓的灾区儿童进行有效的心理援助便成为当务之急。

汶川地震以来，一些社会组织在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面向灾区儿童的工作方法，本报记者在近期对四川芦山地震灾区实地采访时，便发现了灾后儿童心理援助的一种全新模式。

一

对于宝兴县实验小学教师张锦华而言， 2013年4月20日无疑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地震的时候是早上，我还在家里睡觉，突然听到轰轰响，那声音像坦克开过，房屋晃动很剧烈，墙上的灰噗噗地往下掉。”

5年前，宝兴县城曾被汶川地震所波及，对于这种晃动，57岁的张锦华并不陌生，他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跑不出去了。所幸晃动过后，房子并没有塌下来，张锦华冲出家门，跑到外面的一处空地上。这个临时避难所当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所有人的脸上都惊魂未定，两腿还在不由自主地发抖。远处，山体塌方引起了巨大的烟尘，久久不散。

张锦华遭遇惊魂一刻的时候，宝兴实验小学学生越越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地震袭来时，越越刚好一个人在家。地震的晃动让他双腿发软，站立不稳，好在家里的房子并未受损，这个10岁男孩最终克服了心中的巨大恐惧，自己冲了出去。地震平息后，越越的妈妈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菜市场里找到了他。

“没电，没水，没通信，宝兴成了孤岛。” 张锦华回忆。芦山地震后的头两天里，余震始终不断，人们不敢回家，又无处可去，不得不在露天坐着，但即便是坐着打个盹，过不了多久也会被余震晃醒。直到第三天，救援部队冒着危险开进来，情况才好了一点，张锦华领了个帐篷在楼前搭好，和大家一起吃上了大锅饭。

此时，张锦华的同事张明芝也回到了宝兴。地震时，她和实验小学的另一些老师刚好在雅安。地震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拼命往家里打电话，然而电话怎么也打不通。3天后，在教导主任的带领下，张明芝和几位同事坐上了一辆从荣经绕道回宝兴的顺风车，一行人一大早出发，一路上历经飞石，滑坡，直到中午才赶回学校，而看到的情形又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教学楼第一层的门窗都被山上落下的滚石砸坏了，我们赶到学校时大石头还在教室里。幸好那天是周六，学校里并没有师生伤亡，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位45岁的女教师回忆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同事们相互见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活着啊！

5月底，学校宣布复课，工作和生活开始逐渐回归正常，然而，地震产生的心结却依然在许多师生的心里挥之不去。

二

地震后，张锦华被安排到学校后勤处，负责分配救灾物资，平时忙碌的时候还好一些，可一旦安静下来，地震时的场景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经历过了才知道大自然的可怕，心有余悸是少不了的。”张锦华形容自己震后的感觉，“每天都很郁闷，感觉天要塌下来了，直到现在，提起地震，心里照样不舒服。”

张锦华说，最揪心的感觉是没有了安全感，不知道地震什么时候会再来，宝兴这样的山沟沟，来了又该往哪里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感觉没什么希望，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每天不知道做什么好，一切似乎都只能听天由命。

张明芝自称是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同样没有摆脱地震带来的影响。

与成年人相比，孩子的心思更为细腻敏感，但由于不善表达和排遣，他们往往选择将心事埋在心底。地震后，越越便一直被自己的心事所困扰。他倒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爸爸的安全，他的爸爸是司机，平时不在家，经常要在山区公路上行车，在目睹了地震带来的塌方和泥石流之后，越越整天害怕爸爸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为这，连上课都没了心思。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爸爸妈妈和老师，他们也没有发现我的心事。”越越说。

“人在遭遇重大心理创伤后，会出现冷漠、恐惧、情绪失控、失眠等现象；如果极度的恐惧感、无助感等未能缓解，还会发展为严重的焦虑或抑郁。这些人群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援助，会逐渐发展为精神疾病，可能造成他们人格的改变，甚至可能出现自杀倾向。教师中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干预，更是会对灾区儿童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对于师生们所遭遇的心理困扰，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项目协调人孙一江分析道。

宝兴县教育部门在震后所做的一项调查充分表明了师生们的困境：芦山地震中，宝兴县是5个重灾区之一，这个县的中小学教师同其他民众一样承受了地震带来的损失，但与此同时，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则要超出一般民众，这当中包括：心理创伤未及时修复，受损家庭无暇顾及，教学难度增大，教学环境恶劣，以及教学考核压力等，这导致许多人情绪易悲或易怒，反应迟钝，普遍存在睡眠障碍，一些教师还存在灾后惨景闪回，地震发生8周后，有的女教师还会时常回想起邻居的尸体从身边抬过的情形，有多达42.9%的教师认为自己应该请假休息。此外，地震也给灾区儿童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麻木、恐惧、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攻击性增加或行为退缩等问题，在灾区儿童中普遍存在。

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学校里的许多事情都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不安心了。”

根据张锦华的观察，地震过后，很多孩子都变得无精打采，就好像还没有从地震中摆脱出来一样，平时同学们之间的对话也以交流对地震的恐惧体验为主。

震后，张明芝曾专门去学生家中走访，最大的感受是和学生们交流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以前表达欲望很强的孩子也变得沉默寡言，问一句答一句。复课后，她又发现，班上的孩子们在记忆力、专注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下降，课堂上经常注意力不集中，发呆走神，头天刚讲过的内容，常常第二天就忘光了。

“和大人相比，孩子们要走出地震的阴影要更难一些。”张明芝说。地震后，学校也曾开过一些心理辅导课，让学生们把心里的恐惧画出来，很多孩子笔下的内容都是地震、洪水、泥石流和噩梦。

三

“帮助灾区儿童修复心理创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周围的人内心稳定，能够理解他们，能为他们营造安全的环境。但目前教师与家长这两个在孩子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人群，每天和灾区儿童在一起，却缺少必要的心理援助。”孙一江分析道。汶川地震后，社会及心理工作者对学生的灾后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但是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却相对忽略；地震发生5个月后，重灾区绵竹曾有6所学校教师罢课，原因之一是压力过大。芦山地震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红枫中心在雅安灾区的了解，地震发生后，外界向灾区学校提供的心理服务主要面向学生。而教师却得不到必要的心理援助和尊重，压力无法有效缓解，这样的状态，必然导致教师无法正确对待学生灾后心理创伤造成的种种反常行为，势必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此外，地震后，对家长的心理疏导和帮助家长稳定孩子情绪的教育辅导也基本上没有开展。如果家长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处理，不能给孩子必要的理解和帮助，孩子在学校得到的心理支持，也很可能在回家之后被抵消殆尽。

“用一位灾区教师的话说，我们是一群焦虑的老师，带着一群焦虑的学生，学生回到家又遇到一群焦虑的家长。”孙一江说，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教师及家长走出地震带来的心理阴影，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灾区儿童，影响灾区儿童，迫在眉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帮助一位班主任老师等于帮到几十个孩子。

2013年10月，孙一江带着红枫中心的团队来到宝兴，开展芦山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这一项目的主题为灾后儿童康复的心理环境建设，重点为灾区中小学教师及家长提供心理援助，帮助他们释放地震带来的多重压力，建立新的安全感，找回对他人的信任，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更好地理解儿童在地震灾后的反常行为，掌握轻松有趣、简便易行的提高灾区儿童稳定性的方法，借此帮助更多灾区儿童在安全、稳定的课堂氛围、家庭环境中重新建立安全感，促进他们的灾后心理康复。

“我们的课程内容以红枫中心教师减压工作坊的成熟模型为基础进行设计。”孙一江说。工作坊包括教师工作坊和家长工作坊，通过心理游戏、角色扮演、冥想、互动分享等易于参与者接受的方式，营造彼此信任、接纳、开放的氛围，鼓励学员参与活动并分享自己的感受。导师从情感层面入手，在释放压力的同时引导参与者重新审视面对的困境，在自我觉察过程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从而激发出学员内心的能量。

半年多的时间里，红枫中心共在“4·20”地震灾区的宝兴、芦山、天全、石棉4县成功举办了12个教师工作坊和27个家长工作坊，直接受益人包括4县20所学校的440多位教师，10所学校1个社区的1000多位家长，间接受益人则达到8000余人，包括相关学校的学生、学生家长的配偶以及多子女家庭的其他孩子。

四

对于工作坊的作用，许多老师起初都将信将疑。

张锦华便是其中的一位。别人喊他去参加工作坊的时候，他挺排斥，但回来之后，他改变了看法。

实验小学举办工作坊时，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发现彼此的优点，大家围成一圈，每个人都要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说他的优点。张锦华被同事们称赞为“外冷内热” “孝敬父母”，大家还一致要求他“对我们笑一笑嘛”，这让他十分感动。

“听了以后心里真舒服，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优点。”张锦华说。那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觉得同事们之间的感情比平时还亲密，很多人都流泪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真诚地欣赏一个人或者被别人欣赏。

在各小组表演的时候，平时一贯严肃的张锦华表演得非常好，大家又给他评了一个最佳表演奖。

“这个工作坊改变了我长期以来压抑的情绪。”张锦华说。原先经常无故郁闷，不爱和人交流的他，现在开朗多了，遇到烦恼也开始愿意找人倾诉。“过去常常觉得命运对自己有很多不公，现在想，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其他的正确面对就好了。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心情就好多了。”

工作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传授一些教育学生的方法和理念，这也让许多老师感到很受用。

通过工作坊的一系列活动，宝兴县灵关镇新兴小学的杨蕾老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人的注意力原来是有选择的——观看“传球”视频时，由于只顾按照导师的要求计算穿白衣服的人传了多少次球，当“黑猩猩”出现时她居然完全没看到！而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在一张不断旋转的图画中，她竟然看到了“老人”与“美女”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

工作坊结束一个月之后，杨蕾在接受回访时表示：她尝试用工作坊所教授的方法，换个角度看待她的学生，对班上的一些孩子有了新的发现与理解。对那些看上去有些调皮的孩子，她以前只是觉得很烦，从没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参加了工作坊之后，她意识到有些孩子这样做只是想引起老师的关注。以前，她对学生要求严厉，现在则宽容多了，会更多地鼓励他们。

张明芝认为，工作坊最主要的作用是情绪的传递。减压活动后，老师们的压力得到宣泄，都有感受，有收获，心中的一些最深沉的东西也被触动，自信心得以重新树立起来，而这种快乐的理念又通过老师们传递给学生和家长。

“教育观念改变了，大家对幸福和快乐的看法也改变了，这样就改变了自己，你的心态变好之后，转身一看学生也在改变，家长也在改变。”

根据红枫项目组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参加过工作坊之后，几乎所有教师都有较大的触动，有96%的教师感到有效缓解了地震带来的多重压力；97%的教师能辨识并理解孩子在地震灾后的“反常”行为；99%的人表示会把学到的方法用于教学和管理，并认为这有助于自己增强信心做好教师工作；还有97%的教师增强了对同事的信任；96%的人表示将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就像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慢慢发芽、生根，产生深远的影响。”孙一江形容说。由于老师们心态和情绪的改变，甚至连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变得更加和谐，不仅同事之间更团结了，师生关系也变得更融洽，而种种变化的最大受益人是孩子们。在对实验小学的一个班级进行回访时，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道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变化，有的说“老师变得温柔了，上课会用鼓励的方式”，还有的说“以前问老师不懂的问题，老师会批评我上课为什么不注意听讲，现在老师会耐心讲解，然后再告诉我上课应该注意听讲”。

在回访新兴小学杨蕾老师的班级时，两个孩子惟妙惟肖地表演了杨老师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过去走进教室时面无表情，充当作业本的那块抹布被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到讲台桌上，“上课”两个字冰冷又严厉；现在则是面带微笑地走进教室，“作业本”被轻轻放下，“上课”两个字也变得轻松欢快。

“星期一上课的时候，杨老师会说很想我们，然后问我们：同学们想不想我？爱不爱我？这些话，她以前从没和我们说过。”一名学生说。

五

基于同样的目的，针对灾区中小学学生的家长，红枫中心也开设了家长工作坊，帮助家长们缓解地震带来的多重压力，辨识并理解孩子在地震后的“反常”行为。她们原计划举办10个家长工作坊。由于效果很好，在家长和学校的要求下，又相继增加了14个家长工作坊，共有来自10所学校、1个社区的1000多位家长参加，大大超出了原定400位家长参加的指标。

和教师工作坊一样，家长工作坊同样采取了轻松有趣的体验式学习和减压方法。在工作坊的冥想等活动中，家长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不容易，对孩子有了更多理解，有的不禁潸然泪下。角色扮演等活动也给家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笑声中，许多家长开始反思孩子和自己关系疏远的原因，并在工作坊后开始改变对待孩子的态度。对教育好孩子有了更多信心与方法。90%的家长反映心情比原先轻松了，71% 的人了解到孩子一些行为是由于地震引起的 ，92%的人对帮助孩子康复更有信心了，96% 的人和孩子相处时会使用课上学到的方法。特别是家长工作坊上介绍的“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等“3个10分钟”法，很多家长回家就开始试，发现很管用。

“工作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冥想环节。”实验小学学生家长尹开惠表示，参加了工作坊之后，自己的观念变了，觉得孩子成人比成绩更重要，对孩子也有了新的看法。现在自己经常鼓励孩子，孩子的成绩进步也很大。

“我学会了倾听，让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以往，作为家长的张燕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四个字——不容反抗，而参加了工作坊之后，她开始有事就和儿子商量。慢慢地，内向的儿子和她的关系也融洽起来，母子间开始变得无话不谈。第二次参加家长工作坊的时候，老师要求孩子们各自画一张图，把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画出来，儿子画的是全家福，希望全家人永远在一起，永远开心。

对于父母的变化，孩子的体会最深。回访时，孩子们纷纷表示：“妈妈会抽出更多时间来陪我。”“妈妈没有以前严厉了，态度好多了。”新兴小学六年级学生朋朋说：“现在只要考试有一二分的进步，妈妈就会表扬我。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就会让我去做。”朋朋很喜欢自己新的变化：“玩的时候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做作业时就好好做。”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积极，但就是缺少管孩子的知识，也发现了震后孩子们的变化，不知道怎么办。”张明芝表示。红枫来了以后，家长们基本上都有些变化，有些少数民族家庭的家长，原来连字都不识，但经过培训以后也能了解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

“应该说，工作坊让教师和家长的心理压力普遍得到了有效缓解，情绪自控能力得到增强，也带动了他们认知、行为上的改变，帮助他们从积极角度看待孩子。这种改变又会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教师与家长更多的关爱，使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自主性随之增强。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初衷。”孙一江说，“家长与教师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家长与教师的上述改变，将为孩子的灾后心理康复营造更加安全、和谐的环境，帮助更多的孩子人格健康发展，心理健康成长，有效降低地震对其心理发展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红枫中心还计划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培训提升当地中小学心理援助骨干人才的专业工作水平，促进当地中小学心理健康体系的建设，以便为当地儿童、教师、家长，提供长期的、随时随地的心理援助。

今年7月31日，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首次出现了以“灾难救援”为主题的奖项，红枫中心的《灾后儿童康复的心理环境建设》项目一举获得这个奖项的年度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