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人口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群体
编者按
贫困并不是偏远农村的专属。
“由于我国官方没有发布过城市贫困标准，因此目前衡量我国城市贫困的指标主要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即将城市低保制度覆盖的人群视为城市贫困人口。”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杨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美的城市高楼群中，在不为人所熟知的角落，城市贫困在隐隐作痛。
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低保对象7249.8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有1980.8万人，占27.3%。在城市低保对象中，老年人有321.6万人，占16.2%；女性有832.3万人，占42.1%；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等其他人员有423.1万人，占21.4%。
关注城市贫困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北京市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办法》于9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北京市针对城市贫民救助的最新举措，弥补了城市特困人员供养政策的空白。由此，城市贫困问题和治理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而早在今年2月，为提高社会救助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并于5月1日正式实施，一些省市也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地方性救助政策，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多帮助。
中秋节前，本报记者走进北京、天津、广州三地的城市贫困家庭，探访当地城市贫困人群，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现状、困难和愿景。
天津 正着手建立困境家庭儿童保障制度
“想学吉他。”这是小金（化名）的微信签名，也是她最新的梦想，为什么是最新？因为从小小金就有着大大小小的梦想，但无一实现过，她偷偷地换了一个又一个，盼着能实现一个。但前提是，她只能靠自己。
小金家住天津红桥区，父亲是失业人员，2004年因脑出血造成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母亲陈军利外嫁到天津，因要长期照顾丈夫，只能打打零工，一家三口最可靠的收入就是每月1240元的低保。
“愧对孩子。” 陈军利知道女儿的每一个梦想，她站在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的临建房里，一脸自责，无能为力。
那是小金的房间，对已上高二的小金来说，能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她非常满足。
小金因中考成绩优异，留在本校就读高中还减免了学费，对于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本来可以上更好的学校。”陈军利仍有遗憾。
目前，小金得到一个家庭的结对帮扶，对方每年给小金2000元的助学金，计划三年，用来帮助小金顺利渡过高中生活。除此之外，小金手中还有一张印有“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银行卡，她说，那也是一笔奖学金，高中时期每年1000元，目前已发了两年。
提及这些钱，老实本分的陈军利很不好意思，她说，“救急不救穷”，希望能自食其力养活一家人，她也一直这么教育女儿。
“以后都不敢想，就盼着孩子学业有成。”陈军利希望孩子能顺利考上大学，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学业有成”——对孩子有着同样期待的还有心心（化名）的父亲。
心心今年初二了，父亲刘宝发已62岁，无业、无退休金，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年，手臂都已变形，更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患有心脏疾病，无法外出工作，一家三口靠低保金1513元维持生计。心心一家现在居住在位于天津北辰区的公租房里，相比辗转搬家的租房日子，心心妈妈说：“同样是租住，但这儿像个家了。”
无论孩子还是父母，他们最大的担忧都是“父母已老，孩子还未长大”。
心心在小学时就跟妈妈说长大了要去打工，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13岁的心心已迫不及待地打听哪里有合适她的工作，想挣钱贴补家用。
而刘宝发天天守着收音机，为的是搜集学生助学金的有关信息，“我现在了解到大学有助学金，这也算是有点办法了。”离孩子上大学还有几年，但他不得不多考虑一步。
刘宝发一直教导女儿：只有靠学习改变命运。“她学业有成，能谋份工作，我也就踏实了。”话至此，刘宝发已是老泪纵横。
与小金、心心不同的是，家住天津市河东区的曦曦（化名）是名孤儿。曦曦从一出生父母就已经离婚，刚出满月就由姥姥抚养。
记者初见姥姥吴阿姨时，她刚从医院回家。吴阿姨患乳腺癌已有14年，这期间一直是她独自一人就医，并肩负着养育曦曦的重任。吴阿姨小小的个头，洪亮的讲话声却传递着坚强、乐观，她拼尽全力，试图为馨馨打造“有保障”的生活。
今年3月，曦曦的母亲离世，生父也多年没有音信，4月份，吴阿姨为曦曦申请认定为孤儿，5月，馨馨开始每月申领1920元的社会散居孤儿生活费，直至18周岁。此外，曦曦还得到天津市万新村交警大队的资助，并签订了资助协议，这样大学学费就有了着落。
“我必须为孩子打算，趁我还能跑得动。” 66岁的吴阿姨说。
在记者采访的三个家庭中，唯有曦曦因是孤儿有着一份福利保障。对此，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杜娟介绍说：“目前，天津市针对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有专设的福利保障机制。”
2012年, 天津市出台了首个针对孤儿保障的文件，下发了《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实施办法》，制定了集中供养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的标准，在实施城乡一体化基础上还建立了自然增长机制，目前集中供养孤儿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440元，社会散居孤儿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920元； 2013年，天津市下文《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与孤儿享受同等待遇。
另据杜娟透露，天津市目前正着手准备建立困境家庭儿童保障制度，预计2~3个月后有望正式出台，届时将对重病、重残、特困、低收入家庭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放基本生活费，儿童福利保障范围将由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扩展到困境家庭儿童、困境儿童，使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型。“像小金、心心这类困境家庭的孩子，也将多一份保障。”杜娟说。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受访的三个孩子均得到了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救助。
广州 患病困难群体有待更多救助
广州市民政局近日宣布调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今年1月1日起，城镇低保从每月540元提高到600元，这是广州市第11次提高低保标准。据了解，广州市目前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对全市困难群体从“保生存”单一救助向“保基本生活、保基本权益”综合救助的转变，对低收入家庭中的特殊老人、残疾、重病、单亲家庭、在读学生等家庭成员给予分类救济。
9月4日，记者来到海珠区瑞宝街道北约社区采访。这里地处城乡接合部，是典型的城中村，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来到一栋三层楼高的民居，48岁的阿娇和女儿就住在二楼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
记者前往探访时，阿娇刚好从医院回来，在读广州市工贸技师学校二年级的女儿因为左耳囊肿住院治疗，也许因为照顾女儿休息不足，阿娇显得很疲惫。她告诉记者，女儿的病反复发作，前两年四次住院共花了近万元，这次起码又要几千元手术费，领低保的她实在吃不消。为了照顾女儿，她的家政工作也暂停了。“女儿一病，我很担心，既担心她的病，也担心医药费，感觉像有个定时炸弹一样，很恐怖。”
据瑞宝街道北约社区居委会负责民政事务的工作人员小陈介绍，阿娇母女目前领低保，广州近日将城镇低保提高到600元，她已经按新标准拿到；此外，根据广州市有关规定，“4050”等困难群体就业可享社保补贴，此项阿娇也已享受到，不过每月自己仍需缴纳400多元的社保费，这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女儿上中专二年级，参加了学生医保，前几次住院花费已经报销了几千元，此外，社区也帮她申请到慈善会的补助3000元，今年的学费应该可以解决。“能申请到帮扶的领域我们街道社区几乎都帮她申请了，但由于她女儿的病反复发作，典型的因病致贫，希望社会各界能给予更多援助。”小陈说。
当天，海珠区妇联、瑞宝地区妇联工作人员向阿娇发放了慰问金。记者了解到，由于阿娇以前受过伤，加上积劳成疾，双腿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不能干重体力活，但她仍坚持从事家政工作，月收入约800元。“只要身体允许，我是一定要干活的，除非病得起不了床。” 阿娇坚定地告诉记者。
在广州市南华西街道的港务局宿舍区内，记者见到了52岁的燕姐。眼前的燕姐笑容开朗，待人热情，很难想象，这是一名领过低保、吃尽苦难、照顾两个脑瘫女儿长达18年的母亲。
燕姐告诉记者，大女儿是脑瘫四级，除了走路不方便，目前基本能自理。小女儿脑瘫一级，刚出生时只能卧床。1998年燕姐下岗后拿到了一小笔补偿金，就给女儿做了第一次手术，之后又陆续做了三次手术，女儿终于能坐起来了，还能靠着支架走路。目前燕姐还要每天帮助女儿运动和做针灸，避免肌肉萎缩。
燕姐告诉记者，她们一家大概于2004年在街道的帮助下申请到低保资格，女儿享受了低保医保，还在2008年申请到重大疾病医疗补助。2009年开始，女儿转为学生医保，“总之，看病能报销部分费用了。”
燕姐说，两个女儿从小都在普通小学、初中上学，自己是推着轮椅、背着女儿一步步走过来的。小女儿由于行动不便，初三毕业就没再继续上学，但街道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会不时到家里或在网上对她进行辅导。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选择了一所离家较近的职中上学，还享受到广州对残疾人免学费的政策。燕姐告诉记者，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自己对未来很乐观。
当天，海珠区妇联、南华西地区妇联向燕姐发放了慰问金。海珠区妇联主席简瑞燕表示，在目前的保障体系之下，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住房保障的基础上，政府还应加强对困难群体精神层面的关注，特别是加强对患病家庭中照顾者的关注，让更多社会机构去关注这些群体的精神需求。
北京 低保救助的“尴尬”
北京低保户领取临时生活补贴。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的胡同里，隐藏着一些自建土坯房，近年来，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这里的很多住户都已搬进新区、住上高楼，而李大叔一家却始终没有搬离这里的条件。
9月4日，记者走进李大叔家，临近中秋佳节，简陋的房子里丝毫感受不到节日的气氛。“每年都将就着过，今年也没有买月饼。”李大叔告诉记者。
李大叔和妻子白阿姨都已年近60岁，双方皆是肢体三级残疾。白阿姨拍着自己的右腿告诉记者：“我从小就是小儿麻痹，他是先天性肌强直。”记者眼前的李大叔，消瘦孱弱，穿着灰黑色、已经洗得破旧不堪的长袖T恤和长裤，在屋里踱来踱去，想找一个干净点的杯子给记者倒点水。
回忆起来，20年前的李家，日子还过得去。上世纪90年代初，都是工人的夫妻俩月收入70余元，在那个物价低廉的年代，李大叔一家还有所积蓄。
1993年，白阿姨意外怀上二胎，意外而来的二女儿小雪让白阿姨丢了饭碗。几年后，李大叔也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了休，一家四口凭着李大叔单位发的一千余元最低生活补助开始了艰难度日。
今年刚满21岁的二女儿小雪因为超生没能落户，没受过教育，没有学历文凭，也没有身份，无法外出打工。大女儿虽有工作，但月收入也不过2000元，结婚三年来，她始终不敢要孩子，因为她“没有公公婆婆，我妈也看不了，有孩子的话，我只能辞掉工作。”
2002年，白阿姨申请到每月300多元的北京市低保。十多年过去了，低保金额从300多元涨到500多元，但这也仅够她每月自费看病的费用。
“我没有工作也就没了医保，这几年因为小雪的事得了脑梗和高血压，每个月光吃药就得500多元。”
现在，李大叔的最低工资加上白阿姨的低保，全家每月能有2000元收入。最近两个月，李大叔因为肺部感染的老毛病，一直在医院输液，再加上日常生活花销，2000元钱几乎月月光。
最令李大叔一家担心的，就是医疗保障问题。“我父母最怕去医院，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他们从不去医院看病，硬扛过去。”看到生病的父母为了省钱不去医院，小雪非常担心。
环顾李大叔的家，记者好像穿越回了1990年代：灰黄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灯泡，为了省电，夫妻俩白天并不开灯。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只摆放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而现在，家里也只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和台式电脑这几样电器。“这些家电都是近几年姐姐用攒的奖金买的。”小雪告诉记者。
“我们家是我爷爷在民国时期买的地，盖了三间北房，共52.6平方米，我出生后我爸又加盖了一间西房。”小雪说，现在一家人住的是西房，三间北房在两年前因北京特大暴雨已垮塌。
此前，李家曾靠出租房屋，每年还有2000余元的房租收入。李大叔的几个家境尚可的兄弟姐妹闻此却登门要求分钱。三间北房倒塌后，兄弟们虽然不再上门要钱，却也不提帮衬。
到了午饭时间，白阿姨端上了两张热气腾腾的馅饼。每天，为了抢到便宜的蔬菜，她总是一大早就赶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挑选便宜又新鲜的蔬菜。自制的馅饼、包子、饺子是李家常见的饭食。
而除了每月按时发放的低保，李大叔一家人几乎从没有获得过其他救助。“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解这些政策。”白阿姨说。近年来，小雪的户口问题经媒体报道后，不时有好心人、律师的关注和法律援助，但经济上的困难却始终未有缓解。
今年1月，北京市上调了城市低保标准，从家庭月人均580元调整为650元，对此，白阿姨竟毫不知情，“正好明天是领低保的日子，我去邮局查一查。”对于这一消息，白阿姨似乎已经不那么容易兴奋起来了。
专家访谈
建立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完善城市贫困人口救助体系
——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杨荣
记者：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是什么？即什么样的人群更易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女性在其中的占比有多少？
杨荣：贫困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如残疾、疾病等，不能就业，因而没有收入；有的是因为个人能力、学历或年龄等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没有收入或收入过低；还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原因，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暂时失败而致生活陷入困境等。
就女性而言，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可能是因为需要照顾孩子。特别是一些单身母亲，由于缺乏家庭支持，极易陷入贫困。在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中，目前有163.5万残疾人，约占8.25%；有832.3万女性，约占42.1%。需要指出的是，除低保对象外，一些家庭人均收入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或者虽然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但刚性支出过大导致贫困的群众，也应当属于城市贫困人口。
记者：与其他城市贫困群体相比，女性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哪些特殊困难？
杨荣：城市女性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较其他群体而言，她们承担更多的抚养孩子、赡养父母、照顾家庭的责任，同时她们在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寻找合适就业岗位等方面的机会又比较欠缺。城市女性贫困群体一般受教育水平低，年龄偏大，“4050”人员居多，残疾比例也比较高。因此，女性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确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自身能力低。很多贫困女性社会交往很少，个人就业技能单一，虽然能够获得免费的职业培训，但时间、质量和培训效果无法保证；二是就业机会较少。很多就业单位招收员工，都有年龄限制，城市贫困女性往往不符合要求，都能够胜任的岗位有限；三是家庭负担重。从城市贫困女性家庭看，很多家庭成员有残疾、疾病或有幼儿、老人需要照顾，实难脱身就业从而增加收入，很多家庭都是靠低保金维持生活。
记者：今年9月实施的《北京市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办法》的意义有哪些？
杨荣：它的意义在于在城市建立了与农村五保供养相类似的供养制度。这个办法所说的供养人员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三无”人员，过去这部分人员除少数纳入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外，绝大多数纳入城市低保范围，全额享受低保金。《北京市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办法》仍然规定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救助，但要求将救助水平提高到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并且明确要求提供住房、医疗等四方面的供养服务。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建立完善了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成为城市贫困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您认为我国在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方面，相关政策和服务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杨荣：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初步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参与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为提高社会救助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今年2月21日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于5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我认为主要有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一是完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尽快建立实施临时救助制度，为遭遇突发性事件、意外伤害或者家庭成员突发重病的给予临时救助；同时，提高医疗救助水平，使更多罹患重病的贫困群众获得及时、有效救助。二是建立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救助范围。三是健全社会救助运行机制，增强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与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的综合救助功能，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困难群众面临的各种生活难题。四是加强社会力量参与，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人员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提供便利。在物质救助之外，使困难群众也能够获得心理疏导、社会融入、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非物质救助服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