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老人 麦田里的孤独守望者
编者按
就在上周，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了发生在河南省夏邑县的“性侵空巢老人”案，报道将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群体又一次拉进公众的视线。虽然该案属极端个案，但当外出务工成为农村青壮年的生活常态，乡间留下的更多的就是年迈的父母们一个个孤独守望的背影。留守老人们如何生活？他们有怎样的喜忧苦痛？谁来关心和呵护他们？
本报记者日前走进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走进农业大县长丰县陶楼乡观美社区，走近农村留守老人——
六月末的安徽北部，一场繁忙的夏收夏种刚刚结束。此时，广袤的皖北平原，金黄色的麦子经过机器的收割、脱粒，已经颗粒归仓。绿油油的秧苗在镜子一样平静的水稻田里，整齐排列，适时而来的梅雨季，给了秧苗茁壮成长的湿润空气和充足的水分。
再过几天，35岁的陶新贵又要背上行囊，告别60岁的母亲徐家义和11岁的女儿佩佩，从合肥北部的长丰县陶楼乡观美社区出发，再次汇入全省近千万外出务工者的滚滚人潮。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外出务工潮兴起开始，四个子女初中毕业后相继外出，母亲徐家义对这样短暂的相聚和离别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前年老伴意外去世，让老人对子女更多了一些留恋。
“有什么办法呢，各家都有日子要过，光靠家里十几亩地肯定不行，还是得出去。”徐家义叹了口气，继续为小儿子准备行装。
事实上，在观美社区，像陶新贵这样“在农忙季回来收拾庄稼”的年轻人，极少。6月25日，记者在社区居民家中走访，所到之处遇见的55岁以下的青壮年，屈指可数。
“他们大多在江浙、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打工，一年才能回来一次。”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程告诉记者。
耕种
观美社区，在2002年以前还叫观美村。尽管由村改居已经十多年，占全村总面积近80%的耕地面积，依然让这里带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全村耕地7500亩，总人口2691人，总户数891户，人均耕地2.9亩。
“算下来，每户都有十几亩土地。”陈程说，在观美社区，55岁至70岁是主要劳动力。村里55岁以下的青壮年人中有70%外出务工，总数近千人。70岁以下的老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要下地干活。“村里的土地，几乎都是中年妇女和60多岁的老人在耕种。”
其实，对于这次的离开，陶新贵非常犹豫——年过六旬的母亲常年肺病，一干重活就喘不上气，前几年又查出患了Ⅱ型糖尿病，“慢性病，只能靠吃药维持”。作为家里曾经是顶梁柱的父亲，前年在一次意外中去世。哥哥姐姐在宁波打工，“都有一大家子人要吃喝，一年两季也不可能为了十几亩地回来。如果我不回来，地只能荒着。”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里，为了照顾家里，陶新贵将打工地从上海转移回了“离家一个小时车程的合肥，做点散工”。在过去一个月的收种季里，这个瘦削单薄的年轻人，专程从合肥回来，从家里不足14亩的土地里收回了5000多斤麦子，在母亲的协助下插上了七八亩秧苗。“实在忙不过来，剩下的地也只能给别人种了。”
事实上，如果家里青壮年人实在回不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针对缺乏劳动力的现实状况，早已让这里自发形成了一支支抢收抢种队伍。“有点像互助组，但是要收一些费用。”陈程说：“机器收割，每袋收12元加工费。人工插秧，半天一人90元人工费。”
陶余福和姜昌凤老两口就是这样守住了自家的十几亩耕地。这一季收种，他花费1000多元的加工费和十几个人的人工费，收回了7000多斤小麦，在半天时间里全部插上了秧苗。
其实，65岁的老陶身体还很硬朗，“这么多年几乎没有生过什么毛病”，农闲的时候，他还在社区做保洁员，“打扫社区居委办公楼，保持村里水泥路上的干净整洁，一年下来还能拿3000多元工资”。但是，他66岁的老伴，却瘦弱多病，“平时只能在家侍弄侍弄房前屋后的几分菜园地”，地里的事全得依靠老陶一个人。
四个孩子，“两个女儿嫁出去就管不了娘家的事了。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打工，一个在合肥的台资企业上班，天天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指望不上”，每到农忙季，老两口最妥帖的依靠就是村里“准时出现的收种队”。
事实上，这样严重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状况，在观美社区特别显眼。就在记者采访前不久，陶楼乡刚刚做过统计，该乡12个村居共有留守、空巢老人468人，其中，观美社区154人，占总数的三成以上。
“这样的家庭大都是儿子媳妇一起出去打工，甚至连可以承担农活的中年妇女都不在。因此，老人只能借助其他力量力所能及地种点地，每户留守老人的家里几乎都要抛荒一些土地或者给别人耕种。”陪同采访的乡妇联主席俞琳告诉记者。
团圆
在记者走访的几户留守老人家中，只有孙全来和陈其凤家中挂上了全家福。用镜框装裱好，挂在堂屋里的墙上，照片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再加上5个孙辈，紧紧聚拢在70岁的孙全来和66岁的陈其凤身边，照片上，这个13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老孙的三个孩子在合肥做生意，家里的条件在村里数一数二，老两口在留守老人中也是让人羡慕的那一类。去年农历初七正好是老孙的生日，儿孙们从合肥一起回到观美，才有了这张全家福。“他们都忙，端午、中秋都聚不齐，只有过年。”性格爽朗的陈其凤已经习惯了子女们的忙碌，就在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合肥的儿子家回来。“孙子都大了，也不用照顾，儿女们忙也没人说话，在那高楼大厦里，没认识的人，待着着急。”
对于在乡村居住了60多年的陈其凤来说，城市的繁华与她无关，“这里才是根，有房子、有地。”
其实，她还是寂寞的。为了打发时间，她在前后两进的院子里种上了苹果树、梨树、柿树、石榴树，养了四五十只土鸡，院子后面的菜地里，绿色无公害的茄子、辣椒、西瓜……应有尽有。不忙农活的时候，老伴孙全来唯一的娱乐是，跟村里和镇上的几个趣味相投的老人一起打打麻将。
老人在城里的三个子女也根本不用买菜买粮。“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挨个打电话，通知他们开车回来运东西，每次都装半车米面粮油蔬菜鸡蛋回去。”陈其凤自得于这种自给自足之外还能供应孩子们的生活，虽然，在城里生活的子女们“生活条件好，也不缺这些”。
每次乡里逢集，爱热闹又热心肠的陈其凤，都会喊上邻居们那些七八十岁的、一个人在家的老姐妹们一起，骑上家里的三轮电瓶车，“去集上闹闹（逛逛）”。
相较而言，住在村头的姜昌凤的生活就单调很多。她身体一直不好，老伴陶余福下地干农活或者到社区做保洁员的时间里，她只能在家门口的菜园子里种种菜、按时做两个人的三顿饭。吃饭的时候，寡言的老两口也常常是各吃各的。家里的电视机很少开，又或者说开了也没啥可看的，“总共只能收到两个台，没文化看不懂，一天下来累得晚上七八点就要睡觉。”姜昌凤三言两语说完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长久的沉默常常让老人们回忆起过年时孩子们回家团聚的热闹，“很想他们”。但是，每次儿女们打电话回来询问老人的生活情况，他们又会用简单的“很好，放心吧”几个字回答。“想又能怎样，他们也回不来。说多了，还给他们添心思，他们已经够忙够累的了。”陶余福轻声叹了口气。
尽管身体不好，每到快过年，徐家义还是会热热闹闹地准备一番，迎接即将回乡的四个儿女。“杀几只鸡，准备一桌孩子们爱吃的拿手菜”。
事实上，在孩子们相继外出打工的十几年里，也只有在过年期间，十几口人的欢笑声、在房前屋后玩闹成一团的孙子孙女们，才会让这个冷清空旷的农家院落显露出一点生机。“放完鞭炮吃上团圆饭，我就觉得这一年没白等。”一直微笑着的徐家义，此时，眼眶有些湿润。
疾病
虽然身患糖尿病、肺气肿，徐家义的床头至今放着的只有一瓶药——消渴丸——唯一一种可以在村医疗室买到的、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普通处方药。每个月她需要吃三四瓶，每瓶40多元，这几乎要花掉她医保卡上的所有钱。一旦因为劳累“引发肺病，喘不上气来”，徐家义会找到嫁到邻村、时常在家的小女儿，带自己去社区医疗室“吊几瓶水，消消炎”。
在社区当了一年党总支书记的陈程对这里的医疗条件了如指掌：“社区医疗室的药少得可怜，经常连普通感冒、发烧需要的感冒灵、退烧药都买不到。简单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常常让他们在面对稍微复杂一些的疾病时，只能说‘建议到县里、市里、省里医院复查’”。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都不愿到更远的地方检查治疗。“一是没钱，二是怕拖累孩子”，采访中，老人们不约而同说地出了类似想法。
68岁的朱华兰是记者采访中见到的留守老人中因病致贫的一户。破败漏雨的三间瓦房是老伴在世时盖的，其中一间躺着她身患精神疾病的大儿子，“不患病的时候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小儿子人在合肥，常年被高血压困扰，“没办法干体力活，全靠儿媳妇养活”，小女儿因为跟娘家的金钱纠纷，早就断绝了往来。大部分的时间，是朱华兰带着11岁的孙子陶存一起生活。
朱华兰的身体也早已被疾病摧毁，持续几十年的腰椎间盘突出，早已让她的脊背弯成了一座拱桥，“每天都疼，直不起来”。但她从来没有去医院检查治疗过。
“家里的地早就没人种了，大儿子每个月靠政府给的1000元精神病药补维持着，小儿子没有收入。”朱华兰说，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政府给办下来的三份一类低保，每年共计6600元，“哪有钱去看病。”
其实，即便是经济条件稍好，也无法承受疾病带来的高额开支和“给孩子的压力”。
去年，儿女都在合肥做生意的孙全来，因为心脏病在省立医院住了40天院，“上个支架加住院，花了将近6万元，家里十几亩地三年的收入全搭里面去了。儿子女儿轮番去医院陪护，把他们也累得够呛”，老伴陈其凤总是记挂着家门、菜地、养的几十只鸡没人照看，每个星期还要回来一次，“差点把我也给折腾病了”。
说起去年在省城住院的经历，陈其凤直摆手：“农村人家里真耗不起。”虽然参加了新农合，可以报销40%~50%的住院费，但是所有的花费都需要个人先垫付，“普通农村家里哪能一下子拿出6万块钱？要不是孩子们经济宽裕，也只能（把人）抬回来。”
相似的经历也出现在陶余福家。几年前，老伴生病到省城住院，“农村人进城，两眼一抹黑。”为了带母亲看病，当时还在上海工作的小儿子特地请假回到合肥，“花了七八千元不说，还连累儿子耽误了工作。”
那一年，陶余福家十几亩地上的收入全花在了老伴看病、吃药上。从那以后，每逢儿子女儿再打电话来嘘寒问暖，两位老人统一口径：“身体很好，吃得好，睡得好。”“可再不能给他们添乱了！”
采访中，依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陶余福可以清楚地说出村里各家的境况。“在农村，老人们不生病就是在外打工的儿女们最大的福气，一旦生病，就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他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让更多的好的医疗资源和药品可以来到基层，这样，我们这些老人家一旦生病，可以在离家近一些的村、镇医院治疗，一方面报销的比例可以提高到70%~80%，减轻看病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孩子们在外也能少点担心”。
陪伴
在常年孤寂的生活里，被外出打工的子女们留在家乡的孙辈们，常常是老人们最好的陪伴。但是，对于孙辈的学习和教育，老人满是无奈和遗憾。
到今年，陶余福老两口已经带着大孙女生活了13年。记者采访时，这个在爷爷奶奶口中“聪明但是有些内向”的女孩，刚刚结束小升初考试，被母亲接到上海去了。
儿子媳妇出去打工时，孙女刚刚3岁，“刚去的时候条件差，只能我们老两口给带着。前年，两口子又生了一个，还想多攒点钱在合肥买房，就更顾不上这个姑娘了。”
对于孙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陶和“斗大字不识一个”的老伴，更多的是“给她吃饱穿暖，学习上管不了，只能靠她自己”。孙女不听话、贪玩的时候，老陶“顶多只能呵斥两句”，至于哪些话管用、能说，老陶“也不知道”。
老陶说，孙女今年考上了圣泉中学（附近师资条件较好的民办中学），“学费加吃、住，一年就要两万元，回来问我怎么办？能怎么办？我们老两口一年地里的收入也就万把块钱，她爸在外面打工，一年能剩几个钱？家门口的陶楼中学，好好学，也照样能出人才。”蹲在门口的老陶，望着门外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自言自语。
对于11岁的孙子陶存，奶奶朱华兰更多的是无言的眼泪。她不了解孙子的内心，贫寒的家境只能供得起陶存每个月在学校六七十元的午餐费用。除了每天早上牵着孙子的手把他送去附近的陶楼小学，每天晚上再接回来，她无法再给孙子更多的呵护与关怀。
陶存从学校带回的“突出进步生”“优秀学员”的奖状，她不知道是什么，佝偻的脊背甚至让她无法把它们贴在墙上。孙子淘气、沉迷于电视不愿学习的时候，她先是说两句，“实在不行就动手打”，除此以外，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关于孙子的未来，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不敢多想：“家里没钱供，能上到哪就到哪吧。”“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如果孩子争气，能考上高中、大学，我们一定想办法支持。”陪同采访的乡妇联主席俞琳在一旁安慰老人，却依然无法消解老人的忧愁。
11岁的女孩袁佩佩，是陶新贵的女儿、徐家义的孙女。徐家义告诉记者，佩佩还小的时候，媳妇嫌陶新贵在城里买不起房，扔下佩佩远走再嫁。为了让儿子安心在外打工，佩佩一直跟着自己生活。
徐家义口中的佩佩，“听话、懂事，是我的贴心小棉袄”。每天早上送孙女上学的路上，佩佩总是紧紧牵着徐家义的手，“怕我走路不稳，不小心摔倒”。徐家义不舒服的时候，佩佩会依偎在她身边轻声安慰：“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等我将来考上大学挣了钱，再好好孝敬你”。
采访中，只要一说起佩佩，徐家义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家里的堂屋墙上，是老人亲手贴上的佩佩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然而，对于孙女的学习，这个“连小学都没念完”的老人同样无能为力。“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更别提辅导了，平时只能督促佩佩抓紧时间多看书学习，说多了也怕孩子烦。”慈祥的老人无奈地笑了笑。
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程告诉记者，在观美社区，像佩佩、陶存这样的孩子还有不少。每天早晚，老人们会固定出现在陶楼小学门口，风雨无阻，“这或许是留守在家的老人们，能够为外出打工的子女们做的最后一点奉献了吧。”
期待
走访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是老人们对外出打工的子女们的理解、体谅与包容。即便生活再穷困，他们也不愿跟孩子开口要钱，孩子们主动给钱，他们大多拒绝，“他们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我们省省能过下去就行”。孩子们每个月甚至每星期打电话回来的时刻，总让老人们特别期待：“听听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我们很好，这样就满足了。”
更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在田间地头的忙碌中打发寂寞的时光。孩子们每次电话或者春节回来的时候都叮嘱他们少种点地，或者干脆别种了，到城里跟他们一起生活。“哪能停下来呢？我们得把这个根守住，将来万一他们在外面累了想回来，这里还有家和房子。”老人们说。
可是，谁又能实实在在呵护、帮助他们？记者采访时，同行的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程，给留守老人们送去了社区刚刚做好的“陶楼乡‘三心工程’服务联系卡”，联系卡上有帮扶联络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粉红的底色上写着“温馨提示”：如果你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拨打我的电话，我将在第一时间尽力给你提供帮助和服务。
采访中，长丰县妇联副主席王晓梅告诉记者，近年来，县妇联注重实效，关爱留守群体。在全县各乡镇开展“三心”工程，我们发动乡镇，将驻所地的乡镇干部、老师、村干部、党员、中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三心’服务队，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邻帮邻’全覆盖的帮扶方式，发放‘三心’工程联络服务卡，关怀空巢老人，让外出务工子女“暖心”，关心留守儿童，让外出父母“安心”，关爱留守妇女，让外出务工人员“放心”。
在记者采访的陶楼乡，为了丰富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从2008年起，乡文化站每个月都会到12个村居各放一次电影，保证“每个村一年可以看到12场电影”。观美社区建起了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文化娱乐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组建了舞蹈队。
但是，对于年迈的、身体日渐衰弱的留守老人们来说，这些帮扶和精神关怀到底能起怎样的作用？
采访当天，淅淅沥沥的雨下了一整天，这些散落在乡村小道上的农家院落异常安静。如果不是记者的采访，没法下地的陶余福和老伴姜昌凤将在沉默中忙着各自手头的活计；佝偻着脊背的朱华兰会搬着板凳坐在门口发呆一整天，直到去学校接孙子放学；爱热闹的陈其凤会在老伴出去打牌之后，在电视剧中度过余下的时间；说话慢声慢语的徐家义，会有条不紊地帮小儿子准备外出的行囊，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守望……
解决留守老人问题，切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访中国老年人基金会秘书长陈锐
记者：请您谈谈现在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陈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老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如今已形成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经济收入不稳定，生活质量很差。根据前些日子在农村的走访调查结果看，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子女贴补和自己劳动所得，缺乏稳定性。
二是缺少照料服务，安全隐患诸多。大多数老人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好，子女不在身边，有病也只能自己扛，即使是有突发病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耽误。
三是精神慰藉缺失，文化生活为零。“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就是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另外，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比较单调，除了“蹲墙根、找树荫、聊聊天”，在家庭外也难以找到精神寄托的地方。
记者：近日有媒体报道关于农村留守老人中的妇女遭到性侵，如何维护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谁能为她们的安全筑起屏障？
陈锐：关于近期报道留守老人被性侵一事，虽然属于个案，但是相关防范一定要提升为系统性的战略工程，要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整体文化素养、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环境抓起，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切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记者：关于解决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陈锐：首先，政府要把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作为下一个阶段主要任务去抓。要因地制宜，出台相应政策，吸引投资，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从而减少老人留守概率；
其次，要把发展农村经济与发展农村文化同步进行。围绕我国的传统文化，政府应该搭好台吸引社会组织去唱戏，从机制设置开始，就得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要把传统的“尊老”“敬老”等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去发展，作为长效机制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