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法律阳光照进“黑户”生活

关爱儿童，要给他们快乐，更要给他们权利。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到黑户人群多达1300多万，他们大部分是因超生而未上户口。他们同样是被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因为超生或非婚生等原因，而成为“黑户”。他们享受不到同龄孩子应有的权利，读不了书，办不了身份证，甚至无法拥有别人都有的户口簿。

我们在唏嘘和感叹甚至谴责其中一些不负责任的为人父母者同时，另一个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是：黑户孩子同样应该有未来，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当初并没有选择权，他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如何对待他们，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同样是被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因为超生或非婚生等原因，而成为“黑户”。他们享受不到同龄孩子应有的权利，读不了书，办不了身份证，没法登入父母的户口簿。

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人民网在线访谈时曾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到黑户人群多达1300多万，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

这些黑户人口即将或已经面临就学、就业、出远门、结婚生子等诸多不便。社会福利离他们很遥远。

没受过义务教育

还有两个多月，李雪就要过生日了。马上年满21岁的她对生日一点也不期待。年龄上的增长对李雪和李雪的家人来说并非喜事，而是一种时间带来的压迫感。

出生于1993年8月11日的李雪，一家人一直住在永定门外一条胡同的平房。“我们家房子是民国时期建的，我父母都出生在这儿，是老北京。”李雪的话语间流露着对家的执著。

然而这样一家老北京，却有了一个“不是北京人”的孩子。今年21岁的李雪，尚没有登记户籍，这让早就应该独立的她，上学、就业、结婚、生子都成了未知……

李雪的“黑户”问题还要从21年前说起。那时李雪的姐姐已经8岁了，由于爸爸李鸿玉和妈妈白秀玲都是残疾人，这个困难的家庭从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

李雪的到来是个意外。发现怀上她时已经两个多月，白秀玲当时还因干活受了刀伤，因为血小板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医生建议她：这样子不能流产，会有生命危险。

那会街坊也劝：你们俩都是残疾人，过四年还可以要一个。就这样，李雪来到了人世。然而8天后，这个“不谙人事”的小姑娘却让还在哺乳期的白秀玲丢了工作，连前两个月的工资也扣住不发。想到孩子该落户，李鸿玉找到永外街道办事处要求上户口，对方则表示等等再说，“超生的问题得先处理”。

一等便等到年底。当年12月30号，李鸿玉收到一纸处罚，要求缴纳5000元社会抚养费，并注明不服可以去崇文区计生委复议，复议期限15天。

那时，李鸿玉一家月收入还不到150元，“不吃不喝5年才能拿得出来。”交不起罚款，一家人只能开始了为户口奔波的日子。

采访中，李鸿玉向记者回忆了那段彷徨无助的日子。“计生委在政府办公大楼里，我们只能让传达室的人帮忙联系负责人，要求复议户口问题。第一次去说领导没在，开会去了。隔几天再去，说领导外出学习去了。过几天再去，领导又出差了。这一耗就是半个月。后来我们又去了区政府、市政府，一来二去半年时间过去了，也没见到人……”

过了复议时间还没交罚款，很快，法院又来了传票，罚了李鸿玉一家50元钱。“不知道什么钱，也没有说明，我们表示有不服，但法院并没理睬。”

那时，李鸿玉一家都没想到，不能落户会给李雪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开始是打疫苗。刚出生时，按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开始李雪打了几次，之后就不给打了。”问其原因，李鸿玉说：“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李雪没有登记户口地址，卫生部门根本不知道李雪这个人的存在。”

再大点儿，就是教育问题。5岁时，同龄人都在幼儿园，姐姐也上了初中，而懵懵懂懂的小李雪已经开始了跟随父母的“寻户”之路。“不会走的时候抱着，会走后就领着，那时我们有辆残疾车，去哪都带着李雪。无冬历夏。”李鸿玉心疼地说道。

到了入学年龄，李鸿玉拿着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户口本和两本残疾证带着李雪去报名，但学校不认，校方告诉李鸿玉：“外地人有外地身份也可以上，你没有户口，不能入学。”

没办法，是姐姐担负起了李雪的教育工作。每天放学，姐姐教李雪拼音识字，给李雪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然而受到家庭的影响，姐姐初三毕业便辍学就业补贴家庭。李雪的教育水平也仅维持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会跟低年级学生借课本自学，但遇到问题自己还是不明白。”

21年过去了，李雪没上过一天学，没出过北京城。“如果能顺利上大学，现在也到了可以独立生活的年龄。”而现在李雪的吃穿，是李鸿玉两口子“从牙缝里挤给她”的。

前阵子李雪发烧去医院挂号，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医保，光挂号就要了她60元。而想去药店买盒康泰克，没有身份证的她也被售货员拒绝了。

前两年，姐姐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帮助父亲查资料、写诉状的任务由李雪自己承担了起来。她现在学着看法律书籍，学着自己写诉状，学着替父母分忧、为自己的未来拼力。

“女儿越来越大了，我们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她将来的个人问题我们更不敢想。”白秀玲告诉记者，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李雪的学习问题，“她老是跟我说，妈妈我想上学，别人都去上学了。”

户口背后有辛酸

杨梅（化名）的现在，也许就是白秀玲所担心的李雪的未来。

1988年，杨梅出生在日照农村，由于家里已有两个哥哥，她被亲生母亲送到了小姨家，而小姨也已育有一子，由于交不起几千元的社会抚养费，两家都没给杨梅登记户口。

比李雪幸运的是，杨梅通过熟人关系上到了初中，而填档案用的身份证号码是“老师授意瞎编的”。因为没有户口，初中毕业后杨梅也辍学了，“那会高中考了也白搭，没户口高中是进不去的”。

15岁时，杨梅开始到处打工。“工作换了很多，做时间最长的是网管。”也进过一些大企业，因为“那里的临时工不需要身份证。”

到了每月发薪日，别人都有工资卡，杨梅领的却是现金。“到现在我也没有银行卡和存折，用的都是我妈的。”

“如果有户口，你觉得你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记者问杨梅，她回答得很干脆：“大学毕业是最起码的。”她有点骄傲地补充道：“上学时我成绩很好，在市里都有排名。”

前几年，杨梅和自己的“青梅竹马”结婚了，因为没有身份证， 他们只请了喜酒，并没到民政部登记。没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这一点，杨梅称自己看得很开，“他随便，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反之我也不会死缠烂打。”

然而对待儿子，杨梅却没那么“豁达”。由于没有户口，怀孕时的杨梅没能在医院建档、产检，只能在临产前，到医院挂急诊生产。现在儿子5岁了，跟杨梅一样，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口，没有身份。但不同的是，儿子的计生罚款已经涨到了十几万元。

2014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山东省相继出台户籍新政，新生儿入户不再需要准生证。地方户籍与计生捆绑松动，计生政策再次成为媒体与公众的关注热点。杨梅也听说了这一政策性的变动，她第一时间带着孩子找到当地计生部门，却被以“特殊情况”为由排斥在外。她加了很多声称能办理户口的QQ群，却也拿不出户口贩子标价的3万块。

为了孩子，杨梅心急如焚。同样为了孩子，刘菲和李鸿玉一家一样，把公安局告上了法庭。

几年前，刘菲与王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情况下在郑州生下了小杰(化名)，她在当地找了熟人开了出生证明，但没落户口，“想着等把孩子带回北京，直接落北京户口。”在刘菲看来，自己的户口在北京，孩子落户北京应该顺理成章。

2010年刘菲带小杰回到北京，其所在的房山区青龙湖镇某村大队拒绝为小杰办理人口普查登记及户口登记。刘菲找到房山区公安分局希望为小杰办理上户手续，被告知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2012年10月，房山区计生委决定对刘菲和王某征收333466元社会抚养费。

刘菲名下没有房产、没有稳定工作，平时靠打零工过日子。而王某生活不能自理，仅靠微薄的病退工资生活。显然承担不起巨额社会抚养费。今年已8岁的小杰仍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从孩子的出生证明到求学，一路走来每一个环节，刘菲可谓费尽周折。但没有户口的事实，已经开始为小杰的成长设下重重障碍。

事实上，因“黑户”所带来的悲剧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2008年1月4日， 非婚生育的17岁北京女孩玲玲，因没有北京户口高考无法报名，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当天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轻生。无独有偶，2013年7月，四川泸州叙永县赤水镇檬梓村16岁花季少女蔡艳琼，同样因超生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喝下毒农药百草枯自杀。

土政策取消有阻力

在李雪家中，李雪一股脑儿掏出了20多张文件、材料，来证明永外派出所对自己罚款、不予落户的违法事实。为了搞清楚计生政策，白秀玲还特地托人买到一本1996年内部出版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编绘》。书中显示，如征收单位未填发统一印制的《计划外生育费征收通知书》的，交款人有权拒绝交款。经对比，李雪收到的《处罚决定书》格式与《计划外生育费征收通知书》完全不符。但显然，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承认李雪拒绝交款的权利。

除此之外，早在1988年，在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中就赫然写道：近年来，婴儿不登记户口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农村地区，已成为户口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有些地方违反国家户口管理规定，搞“土政策”，不给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户口。对于当时这一现实，公安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当即提出，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的法规。对未办理独生子女证、实行节育手术、超计划生育婴儿的人，以及早婚、非婚生育婴儿的人，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和经济处罚，但对婴儿都应当给予落户；要严格依法办事，对经教育仍不登记新生儿户口的户主及阻止登记户口的人，应根据《户口登记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26年过去了，“土政策”依然存在，阻碍着新生儿顺利落户，享受其应有的权利。

“按照我们国家户口登记条例、按照婚姻法，非婚生子女和婚生的是同等的权利。”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从法律角度告诉记者：“咱们国家宪法首先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现实中，“一些行政法规要求公安部门上户口，需要父母提供一系列证明，这个非常不合理。”而造成这一不合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缺乏对所有法律法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制度。”在张伟伟看来，没有这个制度，“想废除这些土政策比较难”。

听到李雪因为没有户口而没受过一天义务教育，张伟伟连连叹气，直呼残忍，“义务教育必须要落实到每个儿童。每个孩子都有入学的权利。”

教育的损失如何弥补？张伟伟表示并没有相关规定。“受教育的损失如何计算？按什么标准补偿？”张伟伟没见过相关的案例。但她认为，“进入司法程序非常有意义”，她建议：“可以尝试着提出一个合理的数额。就看法官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突破。”

被忽略的儿童权利

“如果您现在有5000元，愿意补交社会抚养费来给小雪上户嘛？”面对记者的问题，李鸿玉坚定地说：“别说我没有，有我也不会交钱，因为我们没有错。”

李鸿玉一家的坚定获得了社会的一定支持。2013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等10名知名律师、学者给国务院、公安部、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名上书，要求消除计生与户籍捆绑、对户口登记管理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在联名信中他们指出：不予上户，严重损害公民生存发展权。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缔约方应确保儿童均享受《公约》中规定的各项权利，不因儿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身份、出身、财产或残疾等不同而受到任何歧视。缔约方为确保儿童的福祉，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落实中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

在我国，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均是以户籍为前提的，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取得学籍参加中考高考，没有户口也没法缴纳社会保险获得医疗养老保障。在缺乏法律依据、缺乏伦理道德支撑的情况下，计生不应与户籍制度有任何捆绑，阻碍公民享有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权利、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而就在不久前，这支专家学者支持队伍扩大到32人，呼吁取消入户与计生挂钩的联名信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从儿童权利视角来看，这种做法（不予落户）对儿童权利的实现是一种很大的剥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从儿童权利角度指出，儿童“应该有社会身份，它是儿童基本生存权的一部分。儿童的生存权不仅指拥有生命的权利，还要拥有社会身份的权利，在社会上有一定价值的体现。”而没有户籍，就没有社会身份，“相当于在社会上没有这个人。”她说：“儿童的价值在于成长，这种成长是通过分享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来实现的。显然，没有社会身份，所有的成长就缺乏了支持和基础，对儿童整个权利的实现没有任何好处。”

童小军认为，黑户儿童的产生，其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不论是父母还是与孩子成长相关的职业人员，如老师、警察等，对儿童的权利观念十分缺乏。缺乏这种观念，保证孩子健康成长最基本的需要则无法保障”。

对此，童小军建议，“要保护孩子们权利的实现，真正为他们健康成长奠定一个保护基础，现有的法律政策需要有一定的改变。无论是执法还是在落实政策中，任何决定都要考虑到对未成年人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5月28日下午，李雪给记者打来电话，半个多月前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终于等来回音：法院将于6月25日开庭审理永外派出所不予李雪落户一案。李雪说，在法律面前，自己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