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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下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新趋势
标签：观点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胡圣宁 曲容良 刘汶蓉
近日，2022年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以线上方式召开。论坛聚焦中国社会经济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新趋势新问题，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多元化”“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姻实践”“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胡圣宁 曲容良 刘汶蓉
近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的2022年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以线上方式召开。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多元化”“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姻实践”“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的多元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多个层面影响着中国人的亲密关系。其中，消费主义、互联网络、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亲密关系的表达和互动方式。
基于泽利泽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姚泽麟辩证地反思了亲密关系与商品化之间的二元关系，提出亲密关系消费、家庭内部金钱消费和商品化照护三个方面的研究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项江南分析了恋爱中男性和女性在礼物赠送实践上的内涵和两性感知差异，对当下亲密关系中金钱与情感的拉扯及性别关系的张力进行了探讨。
在对网络求偶、虚拟恋爱的研究中，中山大学副教授丁瑜发现，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青年人寻求潜在亲密伴侣的重要途径，但数字空间的性别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中的延续，女性用户的网络求偶体验具有复杂的两面性。
厦门大学副教授刘子曦等人发现用户在使用网络相亲平台和平台运营的每个阶段都蕴藏着具体的信任风险，而相亲者和平台通过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网，将分散、孤立的个体纳入网络、形成制约，从而建立信任。
上海大学的李冰、陈蒙则从情感消费视角探讨了网络游戏对女性婚恋意愿的积极意义。研究发现，与“纸片人”恋爱会通过影响女性玩家对亲密关系的理想信念，从而提升其婚恋意愿。
学者们认为亲密关系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婚育观念与实践的变革是亲密关系多元化的重要面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亮将流动青年同居伴侣的孕后应对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婚内生育是国家政策、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与年轻女性的自身利益考量的共同作用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的程宬等人关注到浙北地区的“两头婚”婚居模式，认为在“两头婚”的缔结过程和婚后生活中，存在着来自两个家庭的较量和博弈。
复旦大学讲师罗峰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出发，搭建以“场域跨越”“惯习碰撞”和“资本赋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研究框架，对发达国家输入且定居中国的跨国婚姻类型进行了剖析。
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恋实践
面对当前普遍的婚恋困境，学者们从性别规范与协商的角度分析了城乡青年在择偶、婚恋实践中的期待和策略。
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等人通过调查相亲角父母为子女寻觅伴侣所秉持的择偶条件，探索了女性传统婚嫁习俗“上嫁”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两性的传统性别规范都有所松动，但幅度和快慢呈现出不平衡、不对称的状态。
南开大学副教授杜平发现伴随情感与亲密重要性的上升，城市男性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作出回应，但他们对男性特质的重新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延续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而非顺应性别秩序的改变诉求。
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的“婚恋期待”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李辉发现农村男青年仍以有限的“物质供给”作为主要婚恋支付方式，其自身难以回应当下农村女青年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浙江师范大学讲师王兆鑫则运用“城市性”概念描绘和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高价婚俗礼仪，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困境。
婚姻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有何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王会光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单身状态对青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对男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女青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影响大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通过分析婚姻对职场女性的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蒋亚丽发现促使或者阻止女性走进婚姻的重要因素是对丈夫家庭贡献的预期，男性积极承担家庭责任能显著提升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婚礼仪式的变迁和意义也是论坛的一个热点。上海交通大学的刘艺涵等人通过研究城市青年女性的备婚实践，发现新娘看似掌握着婚礼主动权，实则无法避免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规训，且新婚夫妻对加强夫妻关系的渴望也并没有超越孝道规范下的代际压力。
中山大学副教授裴谕新等人通过对城市青年夫妻的婚礼实践研究发现，面对生活压力，青年人以“拼贴式婚礼”的方式积极理性地规划和经营“婚礼”，完成自我身份的过渡。
社会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还围绕社会政策对婚姻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
通过统计数据和大数据分析，北京大学助理教授董浩证实了“离婚冷静期”这项规定显著减少了我国离婚登记数量，并通过地区结构性差异的探索性分析，讨论了“离婚冷静期”降低离婚率的机制。
南京大学的于皓探究了教育对女性初婚时间影响的变化趋势，发现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作用在不同地区和户籍人群中有不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学历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已经开始转变。
通过对中美两个重要个案及相关联的法律、文化背景进行比较，香港大学的宋瑞峰提出警察干预家暴的重要因素是对警察法律责任的规定，反家暴研究应重点关注警察的问责制和影响警察决策的制度因素而非文化。
一些专家学者则关注到农村婚姻家庭变迁和政策影响的话题。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尕藏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村民外出打工，均促进了青海农牧区的婚姻从传统形态走向自由恋爱和法律婚姻的形态，通婚圈扩大，不同信仰家庭之间的通婚也在增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建桦在对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中，解释了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当地社会机构和文化系统，形成了当地民众从“无礼不婚”走向“以礼入婚”。
通过分析多地的婚俗改革政策文本，西安工程大学副教授李晓敏等人发现，地方政府婚俗改革的注意力配置侧重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理念，构建了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群众自治“三元共治”的改革主体，但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结合的有效性、改革理念与改革手段的适切性需要进一步优化。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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