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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作
适度“啃老”：依赖性和独立性共存
——独生子女一代如何平衡与原生家庭间的关系
标签：家庭工作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富东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啃老族”“妈宝”……虽然标签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特征：不管成家与否都依然享受着父母的抚养照顾，不管工作与否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依赖父母。这种现象在“80后”“90后”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尤为突出。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转型，伴随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啃老”现象从十几年前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个人和家庭是利是弊？应如何平衡小家与原生家庭间的关系？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主动“啃老”与被动“啃老”
30岁的小雪是一家公司的前台，喜欢打扮是她一直的爱好。“我喜欢买衣服，上学时肯定我妈帮我掏钱，后来习惯了，在网上买衣服用的信用卡，都是我妈帮我还。”
小雪已经成家，儿子四岁多，每月工资拿到手5000多元，基本上和每月买衣服的钱持平。“有了孩子花销更大了，我妈还经常以奖励外孙为由贴补我们。”小雪认为，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妈妈养老，所以也没有必要在金钱上划得那么清楚。
小雪的妈妈同样认为给孩子钱是“理所应当”，“反正最后这钱都是给他们，我现在就多帮着他们点，一家人也更和谐。”
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像小雪这样的家庭、有着小雪和小雪妈妈这样想法的人，似乎很常见。但比起小雪家庭的和谐，不和谐的家庭也很常见。
24岁的韩亮每天在家打游戏。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的他，接连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干太长时间，“大公司进不去，小公司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钱。”
最近两年的新冠疫情，让找工作变得更难，韩亮干脆在家“休整”。可他的父母却苦不堪言，“在家吃点喝点倒没什么，但总不工作也不是个事，连女朋友也不好找。”韩亮的妈妈担忧地说，“我们还不敢总说，说说就烦了，甩门就走。”
在中国高房价和高育儿成本的压力下，还有一部分“啃老族”感觉自己“啃老”是被迫的。“父母要是不帮助出首付，根本买不起房”“父母要是不帮助带孩子，就不敢生孩子”……这是很多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的子女的真实状况。虽然自己也知道对父母有些不公平，但现实社会的残酷让很多小两口很无奈。
“啃老”与社会发展、教养方式息息相关
“‘啃老’现象最早被曝出是在2005年左右，因为从那个时候起独生子女一代开始长大成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刘汶蓉对此表示。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子女对父母的一般性依赖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新型代际关系的背后有深刻的结构、文化力量。当然，新闻中曝出的过度依赖现象也是存在的，只是没有那么普遍。”
对于“啃老”现象，刘汶蓉总结为三种情况：经济方面，劳务方面，精神方面。
经济上的啃老分为多种情况，有的是子女有工作，但由于日常消费过高，需要父母贴补；有的是子女从事自己喜欢但不太挣钱的工作，需要父母贴补；有的是子女由于身体原因、找不到理想工作等原因没有上班，完全“吃”父母；还有在买房、买车等支出中，父母会给予“大力支持”。
劳务上的情况比较统一，一般是因子女上班较忙，需要父母给带孩子、做饭、做家务等，父母就像家庭保姆一样。
精神上的依赖，刘汶蓉表示调查结果“有些出乎意料”，本以为独生子女一代会比较叛逆，结果‘听话’的却很多，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他们在父母的亲密养育下长大，在价值观上和父母非常契合，在重大问题上习惯听从父母的建议。在调查中，这代独生子女通常会说，“父母肯定是为我们好的”。
为什么“啃老”会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相对“常见”和“普遍”的现象？计迎春认为，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一是因为我国结构制度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企业单位从无所不包（包住房、家庭照料、育儿养老等）的生活工作共同体转型为一个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主体，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再生产负担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家庭中。因此，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还是照料上，家庭内部都需要互相支持。
二是在于家庭制度的转型。在计迎春看来，传统中国是一个父权等级家庭，代际关系、夫妻关系较为疏远；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政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增加了代际和夫妻间的亲密和平等，依赖性、共生性也随之增强。同时，由于我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强大韧性，互为依赖的家庭关系在文化上有着良好的生存土壤。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传统、现代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模式。
计迎春和刘汶蓉还同时提到了教养方式，她们认为，少子化导致密集母职、教育竞争的出现，家长把大量时间、金钱、情感都倾注在子女身上，并以教育成就为导向。这代孩子在代际纽带的保护和隔离下，相对缺乏向外寻求支持和建立独立自我的意愿，自理能力、独立能力等方面因而有所欠缺。
“啃老”并非绝对不允许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问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在“啃老”问题上，两位专家都提出了适度与过度的概念。
“适度依赖，保持依赖性和独立性共存，传统和现代同行，可以让代际关系更加亲密和团结。如果过度依赖，则对双方都会有所伤害。”计迎春表示。
刘汶蓉同样认为，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下，“啃老”是代际关系下的一种家庭实践和家庭策略，并非绝对不允许。
她进一步表示，在很多家庭里，适度“啃老”是中国家庭主义文化下特有的一种父慈子孝的表现，对两代人的发展和精神健康是有益的。而适度“啃老”的前提是自己有独立的工作、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想，与父母建立起合作的亲密关系，能接续和替代父母的力量扛起家庭发展的重担。而过度“啃老”，则是超出父母的经济、精力上的承受能力，父母看不到“交担子”和家庭会更好的希望，必然闹得鸡飞狗跳，是不提倡的社会现象。
“一方面，过度‘啃老’会对子女产生一定影响，比如缺乏群体生活的技能、不愿意也不会建立自己的外在联系、甚至不愿意谈恋爱和结婚、遇到事情没有能力解决。”刘汶蓉表示，另一方面，会给父母一代带来巨大压力。“在父母的潜意识中，子女是自己的无限责任，如果你结婚了，独立了，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和支持网络，父母的压力就会减少。另外，父母意识到自己早晚会离开人世，他们希望代际共同体有传承。”
计迎春认为，过度依赖老人，还会剥夺老人幸福、悠闲、有尊严的老年生活，这对老人是不公平的。而老人的过度给予，同样也会影响子女创建更为丰富、更有活力的生活以及树立自己的奋斗目标。
她同时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啃老”也是子女一代的无奈表现：家庭中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特别是在照料方面，子女或者选择用钱去购买服务，或者夫妻有一人回归家庭，这势必又会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家庭很脆弱，需要老人这份力量的支撑。而老人也很脆弱，也需要子女的支撑。总而言之，家庭需要有多方力量的支撑。”
家庭需要多方面共同分担
“一碗汤的距离”，是有学者提出的家庭亲和理论，即既拥有自己的空间，又不失亲密的距离。常常被形容于子女和父母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
“如果家庭代际间既可以互相帮助，又有自己的空间，既是亲密的又是独立的，这是最好的平衡状态。但在现实中很难如此理想。”计迎春认为，这需要政府部门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层面做调整，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给予家庭一定的外部支撑和帮扶，而不要让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家庭中。
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的顶层设计上非常关注百姓所需，“十四五”规划中统筹规划“一老一小”、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措施、教育“双减”意见出台、多次提出共同富裕等等。这表明政府已经关注到普通家庭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困境，开始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从二次分配、社会福利的改善来着手支持家庭。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但一样的是都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社区的服务行动、企业的抛弃九九六工作文化、男性的家庭回归……要多方面共同参与，共同分担，共同努力。”计迎春强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让小家无后顾之忧，更无须“啃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富才能民强；同样，只有家庭轻装上阵、亲密互助、负担适中，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刘汶蓉则更关注家庭中的教育问题，她表示，在“00后”和“10后”中，独生子女依然很多，为避免过度“啃老”延续，要加强对这代年轻父母科学育儿的培训，避免做“直升机父母”，对子女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参与。
“要通过加强年轻一代父母的科学育儿知识来对冲我们的家庭主义文化，靠理性和知识来改变父母的第一直觉和反应，避免情感过度依赖和缠绕，有意识地给予孩子独立的锻炼机会和精神空间。在家庭教育中，要多强调人际交往的教育、劳动的教育、群体性生活的教育，而不仅仅是学科教育。”刘汶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家庭现在及未来“既亲密又独立”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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