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妈妈需要更公平对待，而非只教她们平衡
——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标签：花样盛年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俞琏
本书作者凯特琳·柯林斯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调研了四个国家135位职场妈妈，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提供更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在本书作者柯林斯看来，工作-家庭冲突并非女性个人能力欠缺或者处理不善所导致的，而是根植于职场的文化态度和政策以及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工作-家庭的冲突并不应该让职场妈妈自己去平衡，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
■ 俞琏
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已经过时，当下职场妈妈逐渐增多。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她们常常陷入工作-家庭冲突的困境。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认为职场妈妈面临“竞争的奉献”：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世纪文景近日推出的美国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获奖图书《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直击职场妈妈焦虑根源，并试图颠覆工作-家庭平衡的传统目标。
瑞典为什么有“爸爸月”？德国的产假为什么从3年缩减到12个月？意大利的婆婆也带娃？美国的“妈妈岗”是什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历时5年，选取了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四个国家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妈妈进行访谈，调研她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提供更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
四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
今天，每一个快速运转的国家都面临着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存在于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
瑞典以其两性平等政策而闻名。作为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代表，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瑞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
作为传统福利模式的代表，统一后的德国施行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在德国，放下孩子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被蔑称为“事业狗”。
意大利作为家庭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推行家庭/亲族互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在意大利，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好在她们可通过隔代育儿（老人带娃）、外包育儿（保姆带娃）的办法来缓解压力。
作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美国的职场妈妈能获得的福利待遇却最少，也更困难。美国拥有最高的母亲和儿童贫困率，各州法律或有不同，但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薪产假，妈妈们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在美国，因为职场更欢迎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职。
政策支持需要满足职场妈妈做出的多样选择，为她们提供兼顾就业和育儿更丰富的选项。柯林斯借《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呼吁，让政策制定者听到职场妈妈的声音，让大众开始转变对职场妈妈的态度。承认照顾有价值，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兼顾有偿劳动和看护劳动，并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需的支持。只有转变社会文化的态度，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造福职场妈妈。
捍卫工作-家庭公平，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姚晨曾发表一篇名为“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的演讲，道出了职场妈妈的心酸：“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这不算一份职业。”女演员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在我们身边普通的职场妈妈身上上演。
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告诉我们，进步的政策可以改善职场妈妈的生活，并强调了一揽子政策的重要性。她认为政策必须成批，而不是零散地通过，如在给予带薪育儿假的同时应提供针对幼儿的保育服务日托。同时她认为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对各国有关性别平等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要求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
柯林斯提醒我们，尽管工作-家庭冲突可能看起来属于个体的、私密的困境，但这并非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问题，这背后暗含更深刻的政治本质。要解决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公共支持是必要的，形式应该包括金钱上的补助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还有在文化上要承认母亲参与有偿与无偿劳动的价值。
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是时候放弃达成工作-家庭平衡的目标了。柯林斯认为，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两性、家庭以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每一天与伴侣、亲友、孩子以及同事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妈妈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所期待的东西受限于她们的生活世界，她们需要的是被更公平地对待，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
把工作-家庭冲突看作是由于无法平衡两者导致的问题，这无异于仍旧将之视为被压力吞噬的妈妈们个人的责任，也没有考虑到制度怎样导致了她们的焦虑。柯林斯呼吁大家围绕工作-家庭公平展开行动，措辞的改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变化使我们对于母亲所承受压力的理解政治化，且让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社会化。
选择“公平”这个词能够凸显这样一种现实，工作-家庭冲突并非女性个人能力欠缺或者处理不善所导致的，而是根植于职场的文化态度和政策以及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工作-家庭冲突与一切社会问题一样，并不能说明什么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反倒是能折射出现有的权力社会构架。柯林斯提出，妈妈们并不需要平衡，她们需要的是公平。而捍卫工作-家庭公平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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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黄威 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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