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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数量安全包括总产量及各粮食品种之间结构产量是否合理

● 没有自己产业自主权情况下的进口就可能会危及到粮食安全

● 粮食安全不能脱离农业生态系统的安全

■ 本报记者 刘月辉

粮食的安全是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那么，粮食安全到底包括哪些呢？

近日，在北京农禾论坛会议联盟主办的“粮食安全新视角”论坛上，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与来自合作社组织、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的代表，深入探讨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什么是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简单地说就是产量数量够不够，粮食生产结构是否合理，主要包括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最大限度稳定粮食供应，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粮食数量安全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总产量够不够，另一个是各种粮食品种之间结构产量合不合理。而站在国际宏观的视角就是粮食贸易的安全。

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去年粮食产量登上6亿吨台阶，但也同时伴随农产品和食品的净进口；我国粮食目前的缺口大于13%，去年粮食进口量超过7100万吨，大豆进口6400万吨。

国家对粮食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今年工作六大主要任务之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列为首条，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去年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指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要装自己的粮食”“要依靠自己保口粮”。

如何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和贸易安全

“粮食安全不仅是粮食的生产安全，同时还有粮食的国内外贸易安全。”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巡视员刘登高以大豆产业为例指出，中国是大豆原产国，在品种资源、科技体系上都是世界先进水平，但去年却进口了6400万吨大豆，大豆连续5年产量滑坡。在他看来，如果玉米、水稻也这样发展，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成为问题。没有自己产业自主权情况下的进口就可能会危急到粮食安全。

刘登高认为，我国在贸易上怎样保证粮食安全提的不够。对此，他建议，“要用国际宏观的国际贸易政策来调整国内的供给，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充分研究国际市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要充分发挥我们发言权，选择权，调控权。”

在生产安全下，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理顺粮食价格。如果价格不理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不高，潜在的威胁是带来产量的下降，影响粮食生产安全。同时，如何确保种粮农民的收入不低于耕种经济作物农民的收入，也影响粮食生产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分析说，国际竞争对中国粮食安全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现在粮食价格面临挑战。他表示，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农村人口生活条件提高，以及越南、印度等对手的竞争，中国粮价已超越了国际粮价，推动中国对粮食进口的需求，造成粮食安全的危机。他指出，农产品目标价格不能以国际粮价为标准，否则大量农民会放弃种地，三农问题就要回到过去“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代。

不惜代价保护农业生态安全

现实中，土地利用不合理、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愈加严重。据福建英格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林志平介绍，18亿亩地里有1.8亿亩农田有严重污染，造成了农产品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污染。他提出，要大力倡导生态农业，从以农药农肥保丰收发展为保粮食的质量安全。

现代农业的高产是和农业工业化分不开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带来的每亩地单产提高，而生态的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因此农业的生态系统安全，必须考虑农业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的生态系统安全，比如农药和化肥的长期使用，造成的农药残留和土壤板结问题很严重。长期关注农业的学者丁宏伟如是说。

中国农业大学左停教授也指出，“粮食安全不能脱离农业生态系统的安全”。在粮食产量十连增的背后是环境污染、土壤退化、地下水位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要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到了农业资源的休养生息。

云南财经大学顾秀林教授也提出“不惜代价的保护传统农业”。她认为，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平衡是农业市场的先决条件，而生物的多样性正是掌握在传统小农的手里。因此，要大力保护传统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农业体系，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去改造传统农业，美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过度强调规模化、标准化、化学化、机械化、商业化和转基因化。

保护多样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

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化农业？是家庭农场还是资本下乡？论坛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要保障粮食安全就要保护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并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加强组织化程度，由多样化的经营性服务来支持和帮助。

“正确的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是要遵守农业发展的规律。”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如是说。作为家庭经营的倡导者，他始终认为，传统小农的家庭经营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因为家庭成员有合理的分工和高度的自觉性，并且小农的精耕细作使得单产比规模经营更高。同时，他指出，小农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也不会种地，这就需要适度扩大农户经营的规模，使得务农收入能够养活全家而不用出去打工，同时也不需要雇佣家庭以外的人。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的家庭农场联合起来，并由公司打造品牌、提供服务和售后，形成一套社会化的服务体系。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也认为，无论是以合作社、协会、还是公司的，只要是以农民为本，为农户家庭和农村社区提供所需的服务，而且能够以维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为目标，跨功能集成式地整合资源，都可能成为时代的先锋。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新视角——“食物主权”。“食物主权”是在宏观层面的国家食物主权之外，提出了人民食物主权的要求，即作为农业生产者有权利不受技术或资本的控制，自主地决定生产生活的方式，而作为消费者则有权利享用安全、健康的食品。周立认为，粮食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公共物品。最根本的食物主权是属于整个自然界的，因为农业资源是自然赋予的而不是人为创造的。据介绍，这场起源于欧洲，有着20多年历史的“食物主权”运动进入中国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