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村部失地农民妇女正在表演舞蹈。

在新型城镇化道理中，有些农民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固有的土地。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长沙市芙蓉区为修建隆平高科技园，征用了大片土地，其中就包括整个油塘村。

■ 本报记者 史玉根 文/摄

从长沙市火车站往东，车行二十来分钟，就到了“隆平高科技园”。园区的北端一个狭长区域建有两排20多栋相联的民居楼房和一些单体棚屋。这里就是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原东岸乡新安村十组即油塘自然村失地农民的安置区，共有30来户居民、七八十号人口。

这些失地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新家园已经生活了15年。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长沙市芙蓉区为修建隆平高科技园，征用了大片土地，其中就包括整个油塘村。按当时的政策，村民们被集中安置在这里，用拆迁赔偿款和自筹资金，统一自建了这片联排楼房，过起了既不像农民又不像市民的生活。

全新的生活给第一代失地农民带来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挑战和体验，有快乐，也有烦恼，有希望，也有忧虑，而这一切是他们在10多年不曾想到的。

“闲”出来的病，“玩”出来的快乐

今年87岁的史淦章老人，进到安置区后不久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记忆一天天丧失，最终连家人甚至老伴都不认识了。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屋，每天念叨着要回家。事实上，他的老屋和村子里的所有土地在10多年前都一同被夷为平地，盖起了厂房，但他根本不相信。他吵得厉害的时候，老伴会领着他去那里看一看。每次面对那片陌生的厂房，他都会眼神茫然地凝望好久，然后，怏怏不乐地跟着老伴原路返回。

在村民的记忆中，油塘村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土地不肥，物产不丰，生活也比较贫穷，一些村民特别是青年人还时常抱怨那种年复一年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辛劳生活。但那里毕竟是他们及祖辈生息过的地方，一草一木总关情，失去家园和土地的隐痛永远留在了他们心里。只不过，他们并不像患病的史大爷那样固执地生活在久远的记忆之中。

远比失去旧家园更难受的是对新生活新环境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让一些人付出了失去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住进安置区后，大多数失地农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和活儿干，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忙碌了一辈子，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骤然闲下来，身心很不适应。于是，一些人学会了玩麻将，常常玩得通宵达旦，一些找不到娱乐方式的人则整天闲逛，无所适从。许多人都以为自己身体很强壮，从没有想到过要锻炼和养生。

太清闲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悄悄侵蚀人们的健康。一些人因此患上了“富贵病”，成了“三高”人群，还浑然不知。这些年，油塘安置区先后有7位中老年人甚至青年人因心脑血管病或瘫痪或死亡，或到鬼门关走了一遭。最让人惋惜的是，一位才四十来岁的居民脑梗，成为了植物人，昏迷近一年、花费巨额医疗费用后，撇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走了。

警钟一次次敲响后，安置区的居民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土地，不能再失去健康和快乐了。”一位居民对记者说。

那些沉迷于麻将的居民告别了那种毫无节制的夜生活。人们每天早睡早起，学会了散步。一些妇女找到了一块坪地，每天晚上和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不过，那块空地不久便被园区圈了起来，她们的又只剩下了散步。有私家车的居民经常开车到省内的风景度假地游玩，有的居民甚至结伴到省外去旅游。学会使用微信后，许多中青年热衷于用手机推荐养生知识。平时，居民在一起聊得较多的话题之一也是如何养生。

文艺爱好者、今年60多岁的王志强选择了更高雅的玩法：在附近几个社区招募了一批爱好文艺的老年居民，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经常在社区市区表演自创的花鼓戏。他说，虽然表演没有任何经济收益，但大家在一起享受着快乐，感觉非常满足。

观念变了，经济也宽裕了，许多原来只有城里人才玩的活动，如今这些泥腿子出生的居民也玩得有模有样。也有一些人始终不改农民习性，他们有他们的玩法。李友就是一个闲不住，又不会玩牌的人。他在园区里找了一个保洁工作，每天早扫两次马路，每月一千八百元工资。他觉得比当年种田轻松多，赚得也更多了。今年65岁的他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活动筋骨。还几位居民在园区旁边寻到了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种起了蔬菜，每天白天去打理几个小时，和当年当农民一样，继续享受着土地给予的回报。

十多年过去了，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油塘村第一代失地农民终于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适应了全新的生活。

走出来的路，挣出来的面子

征用村里土地那阵子，拆迁干部曾经承诺说，失地农民将来都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做管理，但事实上，油塘安置区第一代失地农民大多没有真正实现再就业。

刚住进安置区那几年，政府虽然发放了安置款及相关的补偿款，但数额不多，人们也不想急于动用，迫切地想找一份工作，挣钱养家，但因为缺乏相关技能，除了简单的体力活，几乎什么也干不了。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组织过技能培训，但他们认为工种太“低端”，比如家政、保洁，他们并不热心。据居民说，当时，园区的一些公司对这些失地农民似乎有成见，将上门找工作找事做的居民拒之门外。一些失地农民特别是妇女，不得不去四处找些临时性的活儿干，补贴家用。

好在两三年后进驻园区的公司增多，人气渐旺，安置区的居民便把多余的房屋出租做生意，每月至少可以收取两三千的房租，生活压力由此降低，他们即便不出去做事，也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并略有节余。

如今，安置区四五十岁以上的居民，大多在家料理家务，管理出租房，只有少数人还在外面继续做事，史艳兰是其中一个，几年前她在园区一家食品公司应聘做帮厨，工资近一千多元，每天只在中餐和晚餐前去做几个小时。虽然活儿比较累，但她还是坚持做了下来。拆迁的时候，她没有旧房屋，也就没有赔偿款，自筹资金建起了一栋四层楼房，这些年节吃俭用积攒的钱都还了债，家里一直没有余钱，儿子还在读中学，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她不敢歇下来。现在，她最大的希望是，儿子中学或职高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而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成家立业。

和史艳兰一样，安置区第一代失地农民最操心的是子女就业，生怕自己的孩子像父辈们一样没有本事，“游手好闲”。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他们的担忧大概不会成为现象。在安置长大的第二代人大多接受过职高甚至大学教育，职业技能比父辈们强。

小繁在第二代人当中算是一个优秀者。他高中毕业后做过汽车修理工，后来又利用自家的门面，在父母帮衬下做超市，赚了不少钱，买了小车和房子。因为怕父母太操心，两年前他放弃了超市经营，到夜校学习工商管理，并且拿到了大专文凭。凭着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今年初，他应聘到一家快递公司工作，很快被提拔为站点负责人，管理着十多号人，成了一名白领。长辈们都夸这个孩子争气。

小晶职高毕业后一直在做临时工，前年结了婚生了孩子。一时找不到正式工作，需要花销的地方越来越多，她很是着急。今年上半年，她说服公公婆婆，借给她一笔钱在安置区租了一栋楼房做旅舍，一人兼任经理、接待员、保洁工，每天深夜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起来清理房间和洗涤床单被面，干得劲头十足。她母亲告诉记者，小晶小时候并不勤快，还经常惹父母生气，现在简直变了一个人，“自己成了家也懂事了。看来，我是不用再操心了。”这位母亲欣慰地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油塘安置区第一代失地农民的子女中，除了个别人，大多已经自立，他们或是通过自己努力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是在父辈们帮助下创业成功。如今，许多第二代已结婚生子。对孙子辈，第一代失地农民没有任何担忧，有的只是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