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两孩”周年：生育意愿绕不开三道成本门槛儿

　　1、“单独两孩”周年：生育意愿绕不开三道成本门槛儿

　　据新华网，从“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亮相，到2014年1月浙江省率先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全国多地“单独两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

　　此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年来，“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落地，全国已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基本符合此前专家的总体判断，当时专家预期的峰值是一年度不超过200万孩子出生。

　　一年的时间，公众看到的是，两孩申请并未出现担忧中的“井喷式”增长，但人们看不到的是，随着“单独两孩”生育期的到来，养育、医疗、教育等资源问题正逐一碾过诸多“单独”家庭的心头，成为他们躲不开、绕不过的“后顾之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经济压力、女性职场压力、孩子养育压力等，一部分人尽管在政策范围内可以再生育，但对于是否实现再生育持谨慎态度。即便是已经生育的家庭也面临着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压力，但“养儿防老”成为一些“单独家庭”养育两孩的主要动因。

　　2、16%的两孩妈妈专职带娃，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建议延长产假

　　据澎湃新闻网，在1月26日下午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全会大会发言上，“单独两孩”申请率低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妇联副主席朱鸣代表妇联界别发言称，从两孩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动之路上，存在各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育龄夫妇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的状况普遍存在，朱鸣建议完善生育福利制度，女性产假可延长至4-6个月，适当延长男性护理假，同时通过经济杠杆鼓励用人单位雇佣女性，推进社区幼托机构，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

　　此前，上海市妇联会同市社科院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分析，职业和生活压力使两孩的生育行动之路上呈现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的状况。除了家庭经济压力外，上海公共托育服务严重滞后。再次，对于女性而言，两次产假、哺乳假，无疑加剧了原本就隐性存在的就业歧视。目前，在两孩家庭中，16%家庭里有全职妈妈，远高于一孩家庭6.9%的比例。

　　3、公安部督办打拐案告破：女孩被拐十年发帖寻亲终与家人团聚

　　据澎湃新闻网，1月26日，西安警方向媒体通报了一起拐卖儿童案，该案历经十年，被列为公安部和省厅督办案件。十年间，专案组先后辗转广东、山东等地办案。而被拐儿童的父母也舍家弃业，开着贴满孩子照片的寻子车走遍大半个中国。

　　2005年10月19日，家住西安红庙坡的湖北男子程竹报警称，他6岁的女儿小玉（化名）在18日中午放学后失踪。警方遂立案侦办，2011年，该案被列为公安部、陕西省公安厅督办案件。该案转机出现在2014年12月底，被拐女孩发帖寻亲并与亲生父母取得联系，之后警方迅速侦破，6名嫌犯先后落网，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据警方介绍，在侦办本案过程中，还发现涉嫌收买拐卖儿童的嫌犯孟某、邢某夫妻二人在20年前，曾花2000元从山西收买了一名男孩，该男今年已24岁，这一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4、川大教授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引全国网友论战

　　据成都晚报，“女子无才便是得”，当这句话从川大中文系教授谢谦的口中说出，当下触动了全国网友的神经。“男权主义”、“性别歧视”……“闻风赶来”的网友为谢谦“打上了各种标签”。他的微博一夕之间从晒猫、晒孙子、晒老婆的“一亩三分地”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位教授您的这些言论，在美国早就丢饭碗了，哈佛前校长summers为什么被迫下台？仅仅因为他在学校小范围评论：女性总体上数学和科学的顶级天赋不如男性。”；在微博贴有“女权主义者”标签的“@claudiel”在论战次日中午搜集了谢谦从2013年8月17日至今，涉及女权话题的9张微博截图，并@了“女权之声”、“新媒体女性”、“我遭遇了性别歧视”、“还女生平等”等微博账号。

　　截至记者发稿时，单条微博的热度已飙升至转发1525次，评论952次，创下谢谦近两年微博生涯的转发、评论之最。

　　在事件发酵的过程中，谢谦并未做过正面回应，网友回复不删也不关，“照样吃他的面，喵他的喵。”“他们根本不是在争取女权，而是在制造两性对抗，在走极端。我不了解他们，也不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回应是不想激化矛盾，如果关了或者删了评论，人家反而会认为你就是歧视女性。而对于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谢谦强调，“并不是说女方完全回归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

　　5、6.8特大跨国贩婴案主犯获死刑

　　据央视新闻，1月26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防城港市“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维持对庄存在内的5名上诉人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另一名上诉人阮氏雪贞则由有期徒刑十年改判为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到一千元不等。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自2010年起，黄清恒和被告人黄曼丽、阮氏军等人逐渐组织了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从越南经中国广西东兴市向广东省揭阳市、汕头市等地接送、中转或贩卖婴儿，或组织越南籍孕妇到中国待产，产后再将婴儿卖出。婴儿卖出后，所得赃款由阮氏军扣下自己应得的利润，余款打给黄清恒、黄曼丽，黄清恒和黄曼丽等平均分配，而居间买卖或介绍婴儿卖出的相关被告人也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

　　经侦查，自2010年至案发，广西、广东两地公安机关联手作战，成功解救儿童11名，抓获犯罪嫌疑人42名，其中32名已被刑事拘留，切断了从越南向中国境内拐卖儿童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