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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支持度影响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上海市嘉定区的实证调查

作者:蒋莱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8-04-17

    编者按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配偶对职业女性的支持”调查发现:配偶支持水平与职业妈妈的期待还有差距;经济压力和照料难题阻碍双薪家庭的二孩意愿;男性支持意识弱化、形式简化,难以满足二孩家庭需求;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的福利项目缺乏,难以支持员工/居民兼顾工作和育儿。该项研究也为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提供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

    ■ 蒋莱

    为了解配偶在职业女性发展中的作用和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上海市嘉定区妇联与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共同开展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配偶对职业女性的支持”研究,通过走访15家企业,召集数次不同规模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660份,以期为“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提供富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参考建议。

    配偶支持水平与职业妈妈的期待还有差距

    本次调查对象中“80后”是主力人群,30岁~39岁者共占到66.1%,整体来看,“80后”夫妇学历和经济能力相当,家庭权力结构较为平等。“80后”夫妇的受教育程度、职位和收入水平总体上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受访者对夫妇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示“比较满意”。

    双薪家庭总体二孩意愿偏低,不过明确表达想要二孩的男性还是多于女性,对二孩持模糊态度的女性则多于男性。受访者对于“如果生育二孩后对本人生活和职业将会产生的影响”,性别差异明显:认为本人需要调整工作状态、减少出差、减少加班、减少个人娱乐休息社交时间的女性比男性高近25%;认为配偶将会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男性比女性高11.9%;认为配偶将“不受影响”或“说不清”的女性比男性高20%;认为本人的职业发展趋向不会受到生育二孩影响的男性比女性高22%。关于二孩出生后的照料问题,男性更倾向于雇请月嫂/育儿嫂照料,女性则倾向于本人或配偶的父母照料,此外还有比女性高5.3%的男性选择“还没想好”这个问题。数据揭示出,虽然爸爸们想要二孩,妈妈们才是操心着与生育二孩相关的一系列后续难题的那些人。

    经济压力和照料难题阻碍双薪家庭的二孩意愿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本人和配偶月收入中位值分别达到10000元和8000元,均高于2017年的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6504元,70%的受访者家庭住房间数在两间或三间,60%有1辆汽车。但是经济压力仍然成为生育二孩的最大阻力。与三年前对职业女性调研的结果比对,经济压力和缺乏照料这两大难题的重要性差距在减小,2014年受访女性选择经济负担重和无人照看孩子的比例分别为64.9%和51.4%,相距13.5个百分点;而此次受访女职工的选择分别为62.3%和55.6%,差距缩小到6.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照料孩子的压力处在上升状态。

    但是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有性别差异,视经济压力为主因的男性多于女性,反之因照料之难而影响二孩意愿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个结果既可以从现有家庭功能的性别分工角度来解释,说明上海家庭模式仍然体现男性承担经济功能、女性侧重照料功能的传统性别角色;也可以从两性关注和重视的角度来解释,反映出男性的经济性取向和女性的照顾性取向。无论哪种角度,都是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加深与巩固。

    男性支持意识弱化、形式简化,难以满足二孩家庭的需求

    尽管家庭权力结构平等程度高,但是涉及家务劳动,两性的参与比重和男性的支持水平还很难达到二孩家庭的要求。从抽象地询问工作-家庭发生冲突时的选择,到具体地比较家庭中主要家务事项的分配和男女受访者自我评估的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家务投入时间,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征:越是长时间的家务劳动区间,女性的比例越高;在工作-家庭冲突中“经常性”地因家庭需要而影响工作或放弃机会,更多地发生在女性身上;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多的重复性、琐碎化的低端家务劳动,并且比男性更善于感知和利用来自长辈的帮助。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女性在家庭中既扮演着协调关系和处置各种看似细微却是家庭运转中不可缺少的安排,也身体力行地被日常家务劳动占用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配偶的支持表现也有几个特征,分别为:自我评估的家务参与程度往往高于实际情况;倾向于以购买或外包的形式解决家务需求,而对来自长辈的“免费服务”感知力弱,这种心理很可能也存在于对待妻子的家务劳动;更愿意参与自己有兴趣的、体现权力感的和有价值创造感的家庭事务。因此,有孩家庭中工作母亲回到家中需要既劳心又劳力,女性的二孩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和女性更多地认为生育二孩将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所有受访者对家务问题的回答,并且与第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照,可以看出,认为夫妇双方承担家务差不多的比例较过去20多年有相当大的增加。但是两性的差距不仅依旧明显,而且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同步上升的幅度也比较一致。

    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的福利项目缺乏,难以支持员工/居民兼顾工作和育儿

    本次调查对象来自上海市嘉定区的15家科技型企业,这些企业有着员工平均学历水平较高,知识和技术资源丰富的特点,这从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高达80%、总体薪资水平较高和职位层次偏高(各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到2/3)都可以反映。不过在涉及为员工提供职业福利的问题上,这些企业尽管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性化和家庭化特点,但对员工最切身的需求,回应能力仍显不足。在所有列出的单位福利项目中,列入国家规定福利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假期和女职工定期健康检查,是用人单位提供覆盖面最广、职工满意度最高的福利项目,满意度都达到45%,但也有10%的企业不提供这两项福利。其他如近年来需求渐趋强烈的工作场所育婴设施(妈咪小屋)、子女医药费报销/补贴、子女亲子活动入托入园补贴、六一儿童节假期或福利、单位组织的亲子活动/教育讲座等、单位组织的妇女保健知识讲座等项目,单位提供的比例平均达到80%左右,然而职工的满意度则停留在1/3的水平。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相当重视的工作场所育婴设施,竟有45%受访者所在的单位不提供或不适用。另外有26.7%受访者所在的单位组织了晚托班、寒暑假班,但职工满意度不高仅为11.9%。这些都说明工作场所福利项目的更新和增加与二孩时代背景有明显脱节,高达60.5%的受访者“完全赞同”工作单位来建设、置办育儿设施,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注解。

    同样的情况在受访者的生活社区也有表现,对小区/社区提供的逐项居民生活类服务,受访者的满意度更低于单位的福利,大量反映群众呼声的生活服务在社区或小区中并不能提供,晚托班/寒暑假班也以59%的比例高居受访者期待榜的榜首。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博士 )

编辑:任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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