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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市民家谱现先祖曾找到建文帝证据(图)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5-01-29
江苏丹阳市民家谱现先祖曾找到建文帝证据(图)

2013-12-22 05:28:00  来源: 现代快报   暂无网友评论 分享到: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QQ微博 分享到人人网

核心摘要: 戴壁城老人向现代快报记者出示《东山公墓志铭》,其中红线部分显示戴瑞珊曾找到了建文帝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原标题: 江苏丹阳市民家谱现先祖曾找到建文帝证据(图)

戴壁城老人向现代快报记者出示《东山公墓志铭》,其中红线部分显示戴瑞珊曾找到了建文帝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戴壁城老人向现代快报记者出示《东山公墓志铭》,其中红线部分显示戴瑞珊曾找到了建文帝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建文帝画像

建文帝画像

《东山公墓志铭》(局部)

《东山公墓志铭》(局部)

    611年前,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数百年来,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演变成为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建文帝的命运,在史学界衍生出了4种说法:一说他死于战乱,一说他“出家为僧”,甚至有传说他流亡海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其踪迹……

    “我的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近日,90岁的丹阳人戴壁城致电现代快报,称他近来研究家谱时有了意外发现—他的祖先、丹阳戴氏一个分支的始迁祖戴瑞珊,曾花30年时间寻遍万里,最终在一个叫“穹浪山”的地方找到了建文帝……

    这一发现是否能够破解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明朝第一悬案?现代快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现代快报记者 林清智 陈曦

    一篇“藏身”家谱的墓志铭

    戴壁城的发现要从一本家谱说起,这本家谱里记载了一篇明代的墓志铭。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接到报料后两赴戴壁城家中。

    戴壁城生于1923年10月,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丹阳支行行长,退休后,除了炒股,研究家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今年10月中旬,戴壁城在阅读《丹阳家谱提要》时得知,有一本1936年重修的《云阳戴氏家乘》,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我小时候就知道家里有这本家谱,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出丹阳,这本家谱没有带走。”

    戴壁城立即让在上海工作的孙子去图书馆查找,“孙子打电话给我说,找到这本家谱了,而且在上面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名字。”孙子替戴壁城复印了一本。11月中旬,戴壁城在琢磨家谱时发现了一篇墓志铭《东山公墓志铭》。

    现代快报记者在戴壁城家中看到了家谱的复印件。家谱共6卷,第一卷是“旧谱序跋”, 第二卷为传记、祭文,第三卷为“行序录”,第四为“世系图”, 第五卷第六卷为“世系表”。

    第一卷中收入了《康熙壬辰修谱序》《乾隆甲辰修谱序》《道光戌子修谱序》《光绪乙亥修谱序》等序文。戴氏家谱始修于清朝康熙年间,而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这一版是民国时重修的。

    这篇墓志铭是家谱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墓志铭是为戴家先祖戴瑞珊而写,共1400余字。

    家谱记载,戴瑞珊,字国珍,号东山。元代末年戴超从新安迁到浙江,他的孙子戴瑞珊在明初又迁到丹阳。戴瑞珊生于明洪武庚戌年六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壬子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近63年。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员外郎。建文帝在位期间,他当上四川提学副使。

    《东山公墓志铭》由戴瑞珊的好友王用宾所写。王用宾名王观,用宾是他的字。

    王观在戴瑞珊的墓志铭写到,“建文元年,靖难师起,朝廷拜李景隆为大将北伐,公上疏极言,景隆年少不知兵,北兵遒劲,不可轻敌,宜用老成者,持重坚守,挫其锐气,俟其怠归,尾而击之,可以制胜。”但当局未能采纳。

    建文三年,正当靖难之役激战的时候,戴瑞珊赴四川为官。

    墓志铭中王观写道,朱棣攻破南京,戴瑞珊得到消息后便散遣家眷,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他,随后改名换姓,“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棲遁所”。

    戴瑞珊三十年追寻万里“始得见帝”?

    据该篇墓志铭记载,戴瑞珊在安徽得知建文帝未死,藏身于苏州史仲彬家,他渡江赶到苏州时,建文帝已离去。戴瑞珊再由吴楚经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寻找,跋涉数万里,终于在穹浪山见到建文帝。

    “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

    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

    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

    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

    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

    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

    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

    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 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

    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

    疑点重重引来猜想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

    《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

    在《乾隆甲辰修谱序》中则写道:“当读明史至靖难师起,一时慷慨赴义,如方黄景铁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学戴公国珍,于败亡逋窜之余,间关数

    万里,君臣相遇,痛哭失声,忠愤之气,赫赫昭人耳目。”

    比较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在康熙年间的修谱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从亡殉难”;从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开始,就提到戴瑞珊寻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东山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吻合。

    因戴瑞珊不在丹阳为官,除家谱之外,丹阳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戴瑞珊的更多记载,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一名研究镇江古代史的学者称,戴瑞珊找到过建文帝的说法根本没有听说过,尚待考证。

    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这篇墓志铭之前,家族中从没有听过跟建文帝有关的传说。

    很显然,以上推断建立在该墓志铭所述为事实的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观写的这篇墓志铭并没有讲明写作时间,但根据王观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断,这篇墓志铭的历史近600年。

    戴壁城感到不解的是,这么多年来,“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何鲜为人知?也许墓志铭的开头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墓志铭中,王观一方面大赞戴瑞珊的忠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低调的态度,“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

    不过,与其说是低调,还不如说是不敢张扬。墓志铭开头就写道:“即如吾友东山公之事君大节,亦足千古。厄于时事,遂不得传,非不得传,不可传不敢传也,不敢传者,时所讳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没有外传。

    墓志铭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地点—穹浪山。墓志铭中,没有更多关于该地名的记载。对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观为了保护建文帝,对他的藏身之所一笔带过,不敢仔细描述。

    那么是否真有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有传说,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苏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读音相似,但二者是否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

    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

    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

    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

    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

    潘群认为,建文帝“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

    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

    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

    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

    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

    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

    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查无此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范金民看了《东山公墓志铭》后,认为墓志铭可能是附会野史。

    据《云阳戴氏家乘》记载: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

    范金民在查询了《进士题名录》后,发现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中并没有戴瑞珊这个人。基于这一点,墓志铭中所述之事就很可疑了。

    范金民表示,家谱造假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有的是为了攀附名人,诳称高贵,有的是杜撰虚假人名作为自己的祖先,不顾客观事实,盲目追求源远。“编着编着,就露出马脚来了,这种现象很普遍。”

    建文帝出亡,民间传说太多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南、青海、四川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

    1975年夏天,苏州一带大旱,西郊穹窿山一个小山包上,中间草木全部枯死,但四周草木依然郁郁葱葱,形成了一个方圆五六十米的怪圈。人们推测,山包下为人工挖空,断了地下水来源,所以上面的草木干枯而死,极有可能是座“皇坟”,而坟墓里埋葬着建文帝。

    2004年,南京一位老先生让庆光向媒体爆料称,自己是建文帝十五世孙,《让氏家谱》中记载:建文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就流传着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明朝正统五年(1440),有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诈称是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上报于朝廷。经审问,此人是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岁,投入监狱,过了四个月死去。与其同谋僧人十二人均贬戍辽东。从此以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建文帝当僧人往来的行踪。

    “建文帝还算是个仁慈的君主,传说如此之多,大概也是人们不希望他的结局那么悲惨,这是民间的朴素愿望。而其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仍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马渭源说。

    《东山公墓志铭》摘录

    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几……公姓戴氏,系出汉信都太傅德之后,宋隐君仲若之……生平忠义自许,喜读忠臣节士书传,每读必低徊流连,不忍诗卷,或与侪(chai)辈论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京师破,帝逊国,出亡。公闻之即遣散家众,挈一妻二子变姓名,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栖遁所。至皖,侦知帝未死,匿姑苏史仲彬家,遂速行渡江赴吴。比至,帝已去,乃由吴越赴闽,历楚、蜀、黔、滇、两粤觅帝所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当国亡之日,公非不能以一死殉难,因三世单传,宗祧綦重,又子幼,恐覆巢之下不能保全,不得已出于逃遁之计,方趋吴之日,舟过丹阳,晤余于广文斋舍,遂以妻子托余,知余能不负所寄也……

编辑:何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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