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熟人社会与屹立的村庄
——评《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标签：花样盛年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崔应令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核心特征是熟悉。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然而，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多重冲击，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走向了何处？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研究员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回答。
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探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核心特征是熟悉。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村的地方性限制让乡村人“生于斯、死于斯”，构成一个“熟悉”而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人的行为遵守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基本规矩。然而，乡土社会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多重冲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走向了何处呢？
对此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研究员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书中予以了探索回答。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作为一本随笔集，《陌生的熟人》从“熟人社会的当代呈现”“农民交往”“农民活着的意义”“农村妇女的生活”“乡村社会的变化”等方面呈现了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的面貌及变迁。书中的叙述单独成篇，是作者基于不同调研、读书而形成的思考，并非系统研究。不过这些思考具有共同点：呈现了中国农村当前发生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来看是社会结构上的“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也就是学者贺雪峰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意义有二：其一，在信息层面上，农民之间在交往距离、交往频率上只跟本村人“半”熟悉，相互之间不再知根知底了；其二，在规则层面，农民虽相互熟悉，但不再讲究人情面子、血亲情谊，不再遵循熟悉社会的行为逻辑。在此过程中，“自己人”认同圈子不断缩小，“自己人”不断“外化”，最终成为外人，原来的陌生人交往规则带入熟人社会中。利益原则超越人情、交情、亲情原则，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力量。
这种熟人社会陌生化具体表现为多个方面：
人际交往公共性不断减少，私人性逐渐占据主导，纠纷减少。比如过去常出现的揭别人的私生活之短或“骂街”现象逐渐消失，只谈外面的事，不谈身边的事。和谐的人际关系取代过去充满道德性、是非感的“公”的人际规则。
空心村和“非空心村”共同出现相似的问题：村庄主体性、公共性、归属感缺失，成为学者吴重庆意义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市场化冲击下，人情淡化，市场规则瓦解人情社会。即使是那些重人情的“原子化村庄”，人情也表现出“去规则化的趋势”，“随意性和私人性”的主张取代公共规则。
村庄接触性纠纷随着日常交往的频度和广度变化而不断减少，而侵害性纠纷随着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不断增加。村民的“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释放得以排遣和稀释。
代际关系越来越平权，而少伦理约束。尤其是婆媳之间越来越缺少道德支撑，呈现平等权利性，其争执也以平级姿态呈现出一对一还报。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取代之前的价值道德因素成为家庭的黏结剂。
生育观念改变，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逐渐消失（虽然还很难根除）。
婚姻的爱情逻辑越来越多，归属逻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越来越淡，离婚越来越普遍，子女越来越不构成对父母婚姻的约束，家庭的“稳定三角”面临挑战。
女性越来越多掌握家政大全，引发家庭革命。她们感情上偏娘家一边，突破和改变村庄人情、人际关系的传统规则体系，并自己制定规则。中年女性爱打扮、享受生活；留守妇女不弱势，她们嵌入家庭、家族和村庄熟人之中，照顾家庭，守候农田，串门、跳广场舞，充实自在。
村庄变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然而，熟人社会的远离及村庄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村庄的无意义。和一直变化、不断消失的传统相比，作者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呈现了诸多不变性。具体包括：人际交往在乡村中虽然不如从前重要，但仍然是村民生活重要的内容，其价值还在，村庄活力和生命力的标志是交往的频度和宽度；以儿子为中心连接点的面子观（结婚、起房和生孩子），以及以儿子为中心地活着的价值感仍存在；村民的当地人意识和村庄历史感带来的村庄归属感依然在；上为父母、下为儿女仍是多数农村人活着的意义之所在；即使已经陌生化，村民仍在面临纠纷时营造当事人双方“自己人”的情感氛围，调解的中间人不单是体制性身份，往往与村民也是“自己人”；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是村庄人际关联和社会结合的基本方式，血缘地缘认同依然强。
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缠中，我们看到转型村庄的复杂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叠加纠缠。当然，这种复杂不单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叠加的历史性特征，还表现为不同地域差异多元的结构性特征。比如书中说到中国乡村的南北差异时就曾指出，从村庄团结的力量来看，北方是关系共同体，往往多姓杂居，而南方则是血缘共同体，以单姓村庄为主；从公私观念来看，北方村庄往往无“私”，欢迎并听从政府在场，南方村庄本身是“大私”，公共需求要通过家族、长房、宗族等具体的“私”来满足。此外，北方村民看电视爱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而南方村民则爱看电视剧，喜欢看热闹。是否南北方所有村庄都呈现出这种区域的差异我们或许可再论，不过该著至少揭示了村庄变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这本书在表述上呈现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独有的特点：鲜活的经验和精彩的故事。比如调查中的一对夫妇，丈夫因独子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只生了一个女儿而“变坏”，认为自己“已经绝户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反正（代）绝掉了，（灶）倒掉了做起来有什么用？！”在孙女出生后，他不仅搅乱了自己在村落里的主要社会关系，甚至退出了当地价值评价体系。妻子则“觉得天塌地陷，天大的灾难砸到了他们家头上，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认为自己是“绝代婆”，内心凄苦无比。这些来自本地人的表述，真实而鲜活，展示了扎根在村民心中的“执念”和文化传统观念强大的韧性和力量，让人震惊。
借助经验本身，此书呈现了一个变和不变的乡土世界，展示了发散思考和“野蛮成长、狂飙突进”的社会学人独有的成长，提供了社会科学自经验中来，回到经验中去并“重返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努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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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黄威 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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