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二本学生”真实的生命图景
——读《我的二本学生》
标签：花样盛年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黄婷
黄灯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非虚构作家之一，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以及2017年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书，引发了大家对乡村问题的讨论。新近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又将读者的视线引向二本学生这个群体。事实上，在这本书中，不仅能看到三代二本学生不同的成长轨迹，还能看到他们背后的家庭在时代发展中的变迁。
■ 黄婷
看到《我的二本学生》时，第一反应是终于有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有网友说以前提起自己二本学生的身份，更多是一种自卑情绪，而在看到这本书后，有了一种这个群体本来就应该得到关注的释然。还有人表示之前虽然知道二本学生数量的庞大，但看到书中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的故事，才真正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许多二本学生正和自己一起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奋斗突围。事实上，在这本书中，不仅能看到三代二本学生不同的成长轨迹，还能看到他们背后的家庭在时代发展中的变迁。
二本学生的困境与出路
如何定义二本学生？除了学校行政划分的界定，二本学校和二本学生还有一些共同特征：学校考证和考研氛围浓厚，学生大多来自内省，家境一般且农村学生居多，有着“温良、沉默的性子”，且学生毕业后的去处，基本是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
其实这些年来，公众对于教育的看法一直有着极其矛盾的一面。一方面是尘嚣日上的“读书无用论”，当是否会挣钱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时，当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更早进入社会，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给父母寄钱减轻家中负担的时候，当大学生毕业后拿着不高的薪水，而且因为高昂的房价在城市定居无望时，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观念受到不少挑战。可另一方面，还是经常能看到当有学生考了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不仅家里人会欢喜雀跃，还会引起一个村的庆贺，被看成无上荣光，读书依旧被一部分人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于是夹在中间的二本学生就颇为尴尬，他们拼不过一本，尤其是“985”“211”这些名校的学生，也未能比得过没有考上大学，早早出去打工有所成就的同龄人。而因为很多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他们背负着家族的希望，但是毕业后的出路却与家人的期望不相符，本人也有很大落差。而近些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观点更是屡屡被提及，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话题。
我国有多少二本学校？截至2020年6月，在全国3005所高等学府中，本科院校1258所，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可在实际生活中，大家普遍将目光聚焦在名校学生身上，二本学生游离于主流媒体叙事之外，甚至逐渐被边缘化。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和工作都一般的普通学生。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心路历程，这些很少为外界知道。
书中没有刻意提及二本学生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二本学生确实不够坦然接受自己这一学历。对他们而言，如何不让这一身份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不妄自菲薄，不放弃努力，是更需要去做的功课，也是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的问题。
“单向度的金钱标准、消费主义的疯狂肆虐、信息时代对生命的占有、奴役、大学教育的就业导向，正构成我课堂下的年轻人，最真实的生命场景。”这是作者黄灯对二本大学生处境的准确描述。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环境，二本学生的出路在哪？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让黄灯欣慰的是，她看到学生身上蓬勃的生命力冲淡了现实的无奈，每一个个体都努力展现自己的精彩，群体的命运也正被悄然改变。
个体、家庭与时代的交缠连接
这本书不仅关注到了二本学生，还关注到了这个群体背后的家庭以及时代的变迁。下岗潮、南下务工潮、多子家庭、留守儿童、炒房热等，这些在学生的家庭故事叙述中都有被提及，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的生命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70后、80后和90后三代二本学生做了对比。这些年间，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主导到市场经济资本与资源主导的转变，学习氛围、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式、师生关系等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而其中，学生的就业方式和毕业去向对比最为明显。
黄灯本人是70后的学生，20世纪90年代在岳阳大学（如今的湖南理工大学）读了专科，后来分配到当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了4年。下岗后，她决心继续求学，分别到武汉大学读硕士和中山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她到广州一所二本学校任教，恰巧当过2006级和2015级学生的班主任，也见证了两个时代的大学生的分化。
被视为“天之骄子”的70后大学生接受的是集体教育，注重学生的整体素质和长远发展，因为工作由国家分配，能有更多时间静心学习，且大多能安心在单位待一辈子；80后大学生开始需要自己找工作，教育目标也相应的转变为就业导向，学生就业方面压力与自主选择权并存，但“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到了90后这一代，随着找工作压力的骤增，许多二本学生一进大学校园就需要为就业做各种准备，专业学习氛围减弱，而因为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就业竞争也变得激烈，于是更多学生转向了考研和考公务员。
因此仔细留意会发现，对于职业稳定程度需求，不同时代的二本学生形成了一个闭环，从70后的稳定到80后的求变，到90后这里回到了对稳定的追求。
除了对二本学生群体的整体描写，书中还有对不同地区学生特征的归纳，体现了黄灯细腻而深刻的观察。她留意到“广东学生”与其他省份学生的不同。因为珠三角浓厚的经商氛围，这里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也多会选择自己做生意或者接手经营家中的工厂。此外也有专门的篇幅记录了“深二代”和“潮汕女孩”的故事。
黄灯无疑是个很好的老师。在更加热衷考取各种证书的二本学校，她努力给学生营造学习氛围，还和他们建立了私下的“导师制”，和学生有了更多交集，也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她没有成为学生生命中的过客，而是成为他们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书中字里行间也流露着她对学生的关切，以及对二本学生群体发展的思考。
但也有学者指出，二本学生这个概念在何种层面上可以得到推广，以二本学生这一维度考察社会阶层流动、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及教育分化问题，有多大的解释效力，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讨论。
黄灯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非虚构作家之一，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以及2017年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引发了大家对乡村问题的探讨。新近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又将读者的视线引向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希望以此为起点，以后会有更多人关注二本学生以及其他学生，让读者读到更多这方面的纪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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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黄威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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