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未成年少女被父母逼婚成为热门话题。

17 岁的广东茂名女生小慧举报父母逼迫自己嫁给邻村男子,而且不让她上高中。在民政部门的调解下,双方家庭在退婚协议上签了字。

今年 6 月,小慧以往届生的身份重新报名中考,她摆脱了“被早婚”的命运,有机会重回校园。

但在中国,还有很多个“小慧”。未成年女性早婚、早育现象在中国从未消失。

2000 年以来,中国女性结婚越来越晚,整体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

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到 2016 年,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6.3 岁,比 2006 年女性初婚年龄 23.6 岁增加了 2.7 岁。

同时,比起乡村,城镇女性更晚结婚。在相同年份,城镇女性的初婚年龄比乡村女性大 1 岁以上。上海女性 2019 年平均初年龄已经超过了 29 岁。[1]

从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看,整体上,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结婚率从 2014 年开始连续下降。一边是城市女性初婚年龄越来越高、越来越不想结婚,而另一边,是未成年人女性早婚、早育出现了反弹。

《婚姻法》规定,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为 20 岁,男性为 22 岁。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结婚、生育,即为早婚早育。[2]

一篇发布在《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上的研究发现,在经历了 1990-2000 年的大幅下降之后,中国女性早婚率从 2000 年开始再次上升,从 1.2 % 上升至 2015年的 2.4 %。

同样的,中国女性早育率在 2010 年达到最低值,平均每千人生育人数为 5.9 人,到 2015 年又上升至 9.2 人,反弹幅度超过 50 %。

从地域来看, 西南、西北部边疆地区早婚、早育率高于其他地区,早婚率最高的前 8 个省区都位于西北和西南部,且大多属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包括宁夏、西藏、新疆、广西、青海、云南和贵州)。[3]

不过,平均早婚、早育率高的地区反弹幅度并不一定大。例如,早婚率最高的新疆在 2000 到 2010 年早婚率反弹幅度仅为 6.8 %,低于全国大部分省区, 2010 到 2015 年期间,新疆早婚率增幅甚至为 0 。

同样,早育率最高的云南 2000 到 2010年早育率仍然是下降趋势,在 2010 到 2015 年云南的早育率反弹幅度在全国早育率有反弹的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五,反弹幅度仅为 21.1 %。

需要注意的是,平均早婚率较低的河北是 2000 年到 2010 年女性早婚率反弹幅度最大的省区,早婚率增幅达到 800 %。

有趣的是,虽然北京平均早婚率是全国倒数第一,但它却是 2010 年到 2015 年期间早婚率反弹幅度最大的省区,反弹幅度达到 200 %。

早育率也有同样的情况。山东省的平均早育率为 4.3%,在全国各省区中处于较低水平,但它的早育率反弹幅度却是最大的, 2000 年到 2010 年山东早育率反弹幅度为 700 %,是同时间段全国早育率反弹幅度最大的省区。

2016 年 7 月,新华社报道了海南的“少女妈妈村”。在海南临高县等地的渔村,少女 14 岁怀孕, 30 岁就当上外婆在当地渔民眼中不是什么新鲜事。[4]

记者探访发现,从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临高县调楼镇美良卫生院生育的 108 个产妇中,有 19 个产妇未满 20 周岁,其中 15 个还是生二胎。

这些早婚早育的少女多为半留守少年,受渔村尽早传宗接代习俗的影响,很多人在家长的默许甚至鼓励下早恋后奉子成婚。[4]

在中国,乡村女性早婚和早育率确实要普遍高于城镇。

《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研究表示,15 到 19 岁城镇女性中 1.2% 有婚姻经历,而同年龄段的乡村女性则达到了 3.35%。15-19 岁年龄段城镇女性每千人生育数为 4.7 人,仅为乡村女性的三分之一。

同时,乡村女性早婚早育率反弹程度远大于城镇女性。

城镇女性早婚率从 2005 年的 0.79 % 升至 2010 年的 1.17 %,之后有所回落,到 2015 年,城镇女性早婚率为 1.09 %,而乡村女性早婚率从 2005 年的 1.79 % 一路上升至 2015 年的 3.81 %,翻了一倍多。

城镇女性每千人生育数从 2010 年的 2.89 人升至 2015 年的 4.08 人,增幅为 41 %,乡村每千人生育数从 2005 年的 8.54 人一路升至 2015 年的 15.41 人,增幅超过 80 %,远高于城镇女性。

学历越高的女性,可能越不想更早地结婚。中山大学学者研究发现,中国高学历女性人口普遍初婚年龄较晚,大部分会选择在 25 岁之后结婚。[5]

《柳叶刀-全球健康》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学历越高的女性早婚率越低,而学历越低的女性早婚率反弹幅度越大。

拥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平均早婚率仅为 0.31%,而文盲或小学学历的女性中平均有 8.6% 的人有过婚姻经历。

文盲或小学文凭女性早婚率从 2010 年的 4.92% 升至 2015 年的 13.62 % ,增长近 3 倍,远高于她们在 1990 年的早婚率 7.26 %。

而拥有高中文凭的女性早婚率反弹幅度较低,从 2010 年到 2015 年仅增长 0.14 %,仍然低于 1990 年水平。

“未成年新娘”、“少女妈妈” 这些词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在初婚年龄越来越迟、城市青年越来越不想结婚的当下,这些词颇为扎眼。

有观点认为,性别比例失衡是近年女性早婚早育率反弹的原因之一。[3]

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男性是过剩的。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一女难求”的现象。[6] [7] 他们会以更高的彩礼作为筹码,同时,也更倾向于找更年轻的女性结婚。[3]

另外,中国大量的人口流动,也可能是女性青少年早婚、早育反弹的原因。

例如,2018 年,广西来宾市武宣县二塘镇朗村年仅 16 岁的方田已经完成了结婚生子两件人生大事。

方田与同龄的妻子是外出打工时认识,后者交往不久就怀上了孩子,虽然未到法定婚龄,但家人为两人在村里办了 50 桌酒席,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家庭生活”。[8]

方田的经历并不鲜见,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对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女性未婚先孕的概率更高。[9]

初次生育年龄在 20 岁以前的流动人口女性中,婚前有过跨县流动经历的女性未婚先孕的比例最高,为 62.3 %,而在结婚前没有婚前流动经历女性未婚先孕的比例为 37.4 %。

近年来,大量乡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 “80”、“90” 后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由 2011 年的 47.7% 升至 2016 年的 48.3%。[10]

不难理解,从相对闭塞的乡村来到更加开放的大城市,乡村青年的性观念、婚姻观念等很容易受到影响。加上远离家乡,没有家庭、同乡的舆论束缚,年轻人未婚先孕回老家结婚的例子比比皆是。[11]

一项在广州和上海进行的研究表明,未婚青年流动人口通常选择同居,由于缺乏性知识,也羞于求助,更容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导致意外怀孕。[12]

另外,在没有父母陪伴的的情况下,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且缺乏监督的乡村留守青少年也容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这也加剧了女性早婚早育问题。[3]

不少大学生寒暑假回老家时,会偶然得知一些中小学同学早已结婚,甚至孩子都能满大街跑了。

曾经是同学,如今有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但有人却已过上了为孩子操心“屎尿屁”的生活。现实有时就是这么残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开头提到的小慧一样,摆脱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