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重生：寻找中华文明熔炼的抗疫智慧
——疫病的历史书写与当代启示
标签：花样盛年 | 来源：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 作者：禹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与疫病的抗争史，这或许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维度。几千年来，在同疫病的抗争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铸就了如磐的意志，传承了无畏的基因，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在同疫病的生死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 禹燕
疫病是人类历史上偶尔出现的不速之客，还是一直鬼鬼祟祟尾随人类前行的隐形宿敌？如果说疫病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文明，那么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疫病肆虐，疫情严重，舆论纷杂，人心惶惶。值此之际，开卷而读，掩卷而思，颇多启迪。
世界历史因疫病而改变？
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疫病仅仅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的偶然因素，被视为某种特殊的“历史添加剂”。当疫病成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人们在面对疫病时，便难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获取真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出版时，才被称为是“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纽约客》），“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纽约书评》）。麦克尼尔认为，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以编年的手法，详实探讨史前时代至上世纪前半叶，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如何塑造不同的文明，并主宰文明的兴衰、历史的走向。
他的分析实为“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比如，公元前430年至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而决定最终胜负的并非以往人们认为的政治体制等社会因素，而是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雅典因失去近四分之一士兵而落败，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走向。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仅以600人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不仅助力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肉体，也给其意志以毁灭性打击。
麦克尼尔以一种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因此，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的扩展、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等等，无不在他的视野之中。而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的诠释则更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的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虽有利于人类最初生存，但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从而回答了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相比，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
对疫病与中国历史的关系，麦克尼尔也进行了分析，并试图解释中国人驯化长江流域为什么比驯化黄河流域晚一千年，认为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在向南迁移至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尽管麦克尼尔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其对中国抗疫史的研究还存在在诸多不足。本书的译者余新忠就认为，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甚至误解了中国医学19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和接种人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对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的作用认识不足，过分夸大了大自然的调节作用而无视人力因素。笔者亦认为，该书对秦汉以来各朝政府通过防治疫病而促成的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缺乏应有的关注；也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逃过天花之疫的康熙登基与清王朝的繁盛。凡此种种，都有待中国历史学家加以补充修正。
中华民族与疫病的抗争:宋朝启示录
近年来，由于非典、禽流感等几次疫病先后在我国暴发，促进了学界对疫病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以从中华民族的抗疫历史中寻找智慧，获取启迪。《大瘟疫：病毒、细菌与帝国的抗争》《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等，分别研究了秦汉、宋代、明代的疫病史，而2020年1月出版的《中国抗疫简史》则宏观勾勒了中国3000多年的抗疫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曾饱受疫病的侵害与袭扰，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智慧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在同疫病的抗争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丰富的智慧，铸就了如磐的意志，传承了无畏的基因，使中华民族延绵不息，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的先人是如何与疫病进行殊死抗争的？在幽远的历史中选取一个片段，或许能看得更真切，而《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撰写的这本书，由其百万字著作《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浓缩而成，既保留了其学术精华，又以科普的表述方式给人以易读感。全书共分六章，包括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重大影响、宋代政府建立的疫病防治体系、宋代政府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医学家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历史借鉴等。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疾病防疫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瘟疫的流行，迫使宋朝官府、医学家和官僚士大夫等对疫病的成因和治疗进行探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建立国家疫病防治体系，彰显战略思维
宋代形成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将皇帝、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凝聚起来。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 仁政先务”，宋政府建立的各级机构各司其职、作用显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
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推出系统化、全方位应对疫病的具体举措，强化执行效能
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治、医学、经济措施应对疫病。从960年至1279年，就颁布了190条有关诏令。
主要政治措施为: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绩，奖惩官吏。其中，特别强调要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如皇佑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国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引起宋仁宗警觉，“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于是发布诏令，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合门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以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通达。
主要医学措施为：派医救治，施散药物；编撰方书，依方制药；隔离病人，防止传染；施送棺木，掩埋尸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其中，宋政府在隔离病人方面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断疫病传染。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诏在诸路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建立独立的厨舍，不仅将病人按病情轻重分开居住，且厨舍、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作者认为，“这是宋代在隔离传染病人方面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
主要经济措施为：划拨资金，提供粮食；减免赋役，发放度牒。“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最完善的封建王朝”，因此，当疫病来袭之际，以开仓赈粮保温饱、以减免税役减轻经济负担，也是政府的重要救济举措。
——发挥中医药防治疫病的重要作用，注重科学救治
宋政府非常重视疫病防治的专业性，注重开发传统中医药资源。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 也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在政府的重视下，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以及医学家所撰医书如苏轼《圣散子方》、朱肱《南阳活人书》等成为宋代官府和民间防治疫病的重要依据，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方剂，如辟瘟丸、犀角散、小柴胡汤、圣散子、麻黄汤、葛根汤、小青龙汤等，极大地促进了成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革新。
读史可以明智，读史亦能明志。如果说“战争关乎文明的兴衰，瘟疫却关乎文明的终结”，那么，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秘诀，就是中华民族始终以非凡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在同疫病的生死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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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黄威 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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